对于王薇来说，这周不同寻常。周三，她要去参加两个婚礼，周六又要去参加两个葬礼。每一个活动都会有宴请，按照习俗来讲，她都要给钱“随礼”。如果是在十年前，这也不会让她觉得为难，毕竟那时候四次宴请自己所花费的“份子钱”也就相当于5到10美元，要是再往前十年的话，她只需要从家里带点大米或者玉米就行了。
然而，现在这却让人叫苦不迭了。在农村，近几年随礼的花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速度。仅这一周，王女士的花费就达到了350元，也就是差不多60美元，而这就相当于一个月的收入了。41岁，开朗坦率的她讲到，这些钱她本来是想要用来买基本的家用电器的。她说，能买一个热水器该多好啊，这样的话，她的丈夫，公婆以及两个孩子就不用再烧水洗澡了。要是能买一个电冰箱就太好了。然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太奢侈了。对于千百万中国的农民来说，一些重大场合的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成为了日渐沉重的负担。
最近，在中国的城市地区，人们开始广泛关注送礼问题。去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严厉惩治了不必要的公务宴请。这种不适宜的消费通常是行贿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宴请的风俗在中国的农村以及小城镇是一个更加令人苦恼的问题。如果政府官员的大吃大喝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表现，这却不是引起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原因。日常生活中的婚礼（就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葬礼以及一些重要的生日时人们赠送礼物的习惯更加重了不平等现象。
数百年来，在重要的场合相互交换礼物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之后，这项风俗保留了下来，甚至变的更加重要。闫元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人类学家，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宗族作为力量的基础的攻击使送礼的对象扩展到朋友，在后毛泽东改革时期，又发展到乡村之外的关系。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提高，送礼的范围越来越大，钱数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了送礼总量的螺旋上升，而这又严重损害了穷人的发展。
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穷困省，对其关于送礼现象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在2005到2009年，贵州三个农村的平均送礼花费每年增长18-45%，与此同时，年收入每年增长10%。收入中，用于送礼的消费翻了一翻，从8%到17%，而用于食品的消费却从48%降到42%。这项研究的成员之一，耶鲁大学公共健康专业的陈希说到，一些贫困地区的孕妇为了弥补送礼的花费而省吃俭用，这对于胎儿的健康是十分有害的。
由于送礼是在公众场合进行的，这种“人情”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通常来说，宴请的宾客都会在接待处排好队，有人会在账簿上记下宾客的姓名以及钱数。不管你的收入有多少，都会希望多给一些钱。而且如果你和宴会主人的关系很近的话，你必须要多给一些钱，而不管你赚的钱有多少。
宴会上的详细记录也增加人们与以前送礼数量进行比较的负担，而这又会促进份子钱的持续增长。有一些因素也会给农村的人带来更多的收入，例如外出务工人所寄回的汇款，政府对占用土地的补贴，又或者，像王女士的邻居种植像烟草这样的经济作物等等，而这也加重了每一个人的负担。在坡铺这个村庄，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给亲近的朋友或亲戚要100元（16美元），而10年前，只需要给10到20元。
这对于举办宴会的人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陈先生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举办宴会的花费也大大增加了。他们需要花费的数额是份子钱好几倍。然而一些宴请确实是能够赚钱的。在一些大一点的城镇，宴请的名目越来越多，宾客也越来越多：80大寿，婴儿一个月，孩子上大学，乔迁等都会举办宴会。（在湖北的山村，一些农民甚至会因为猪下崽而举行宴会。）
如果王女士想要把她的钱在赚回来，现在是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她的大儿子17岁了，操持儿子的婚礼花费是很大的：新娘的家里要房子作为彩礼。自从2005年她搬入新家举办了一次宴请之后直到现在她再也没有举办过，而那时的收益是很少的，除去花费之外仅仅有几百美元。
她预计今年的份子钱（大概总共为1000美元）会比她做零工以及种的第三亩玉米和稻子中的收益还要多，这样的话她只能借钱来弥补了。她说参加宴请而不给钱是不行的。要想不给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参加宴请。在城市，亲戚之间的关系走的比较远，这还是可行的，但在农村却不行。关系绑的越紧，负担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