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制片人奥利维亚·利希滕斯坦（Olivia Lichtenstein）用日记记录下了英国最暴力、最不可测的精神病人的生活状态……
布罗德莫（Broadmoor）的名字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这里汇聚了英国最暴力、最危险、最不可测的精神病人。约克郡（Yorkshire）强奸犯皮特·萨克利夫（Peter Sutcliffe）、扼杀斯托克韦尔（Stockwell）的肯尼思·厄斯金（Kenneth Erskine），还有杀害雷切尔·尼克尔（Rachel Nickell）的罗伯特·纳珀（Robert Napper）等等，都被关押在这戒备森严的高墙内。
尽管高墙上布满镭射电网，布罗德莫却不是监狱，而是一家国立医院（NHS hospital）。关在这里的200人也不是囚犯，而是患者。这里只有男性，女性患者2007年就转到另一家精神病院去了。
那些人之所以被送到这里，是因为他们“随时对公众具有严重威胁”。被送到布罗德莫里，就能终结他们对社会的威胁。1991年，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弗兰克·布鲁诺（Frank Bruno）、皮特·萨克利夫的照片曾在报上刊登，之后偶尔也在小报上露一露脸。除此之外，大家很少有机会了解布罗德莫里的情况。
文献制片人 奥利维亚·利希滕斯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拍摄许可，得以进入高墙内部。过去的一年里，她花了大量时间在这里拍摄，为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制作了两集文献纪录片。
拍摄过程中，利希滕斯坦手边一直保留一本日记。她说自己毫不犹豫地接了这个题目：“我一直非常想了解‘疯癫’的人们，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了越过犯罪的边缘。” 她说：“除了高墙外面的新闻报道，至今还没有人能申请进院拍摄的许可。能走进禁区里，拍摄病房里的患者，聆听他们的故事，我是第一个人。”
布罗德莫精神病院拍摄日记
2013年10月20日
和政府医疗部门商量了三年多时间，终于迎来了进院勘察的一天。进入的过程花了接近半小时：录入指纹，采集照片，除去所有个人物品——手机、电筒、任何可疑利器、钥匙（探视者即使带个三明治进去也要许可）。类似机场的安检，走走停停地进入一道道锁着的门。我们被警告，为个人安全起见，不要向患者透露个人信息。多年来，我拍摄了世界各地很多的监狱，但这回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不敢乱动，一直睁大眼睛，靠着墙（我时刻提醒自己身在何处，以后几个月，等我熟悉了这个地方，可能会放松得多）。一个患者对着我们扒下了裤子，喊道：“我没杀他，我只是和他上床了。” 欢迎来到布罗德莫！
2013年11月
布罗德莫位于伯克郡的克罗索恩（Crowthorne）。这家医院已有150年历史，现有800名员工。
院内有15个重症看护病房，患者每天23小时被锁在病房里。他们的每个病房都直接连着走廊、起居室和餐厅，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有社交生活。这是个复杂交错的园区，有很多栋大楼，还有整洁的花园，周围环绕着美丽的田园风光。他们说这里的人均住院时间大概是五年，但是相当一部分患者已经在这里住很多年了。
2013年12月
我们走在通往病房的走廊薄地毯上，脚步声在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旧楼里回荡。有的病房里床上衣物凌乱，有的病房里物品却如军队般摆放整齐。工作人员站在整齐叠放的T恤衫旁。我们邀请患者及工作人员参与拍摄。
重症监护室的患者都沉默寡言，不愿参加。一个患者问我们是不是要拍摄截肢——我们被问得直发昏，向他保证那不是我们要拍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患者中，没有人愿意参与拍摄。过了一会儿，我走过一个著名患者的身份，他给了我一个名人式的神秘微笑，知道我认出他来了。我毛骨悚然，不知是因为他的身体动作，还是因为我了解的他那些罪行。
2014年2月
经过数月的访问、谈话以及零散的拍摄，我们终于到了收获阶段。我已经习惯了这家医院，也习惯于和患者谈话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真的很健谈。有一个患者给我看他自残留下的伤疤，他曾多次地想割断自己的喉咙。“都说布罗德莫里都是魔鬼。实际上，有些人也许很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因为有时他并不是故意的。” 他告诉我，来布罗德莫之前，他的暴力程度已经达到了要被关在监狱禁闭室的级别。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去同情他，更没法喜欢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虐待和剥夺，后来我慢慢发现，这里的其他患者也是如此。对这些人的治疗多是药物和心理治疗相结合。心理治疗可以是一对一的，也可以是小组式的，帮助他们进行情绪化的言语表达。
2014年3月
我现在每周拍摄好几天。摄制组只有我们俩，摄像师和我。我们身边总跟着联络部门派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没有我想要的自由，也没有拍摄该有的自由——这是个悲惨而又神秘的地方，他们不习惯摄制组。只有那些具有沟通能力、同意拍摄的患者才能参与拍摄。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愿意露脸，医院还是坚持让我们打马赛克。
我听到了很多故事，从自称黑帮成员（Mafia Dons）到处打人的，到承认自己有 恋童癖的；从被幻听的“声音”指挥着去实施暴力的，到那些坚持自己没做错事的。一个患者告诉我，那个幻听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被魔鬼附身了。我渐渐理解了患者们的精神状况，回到正常生活里，我也能在街上感觉到周围那些精神异常的人。那是一种不踏实的感觉，甚至会让人做奇怪的噩梦。
2014年4月
我们正在拍摄一位患者。他想让我做他的绘画经纪人，因为他想挣些外快。不像其他患者被药物的副作用搞得发胖，他瘦长而结实。他是“二进宫”，五十多岁了，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被关在各种地方。他的心理医生断定他需要药物治疗，他不想用药，工作人员不得不进行强制注射。他藏在我身后试图躲避他们，但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他告诉我们发生的一切。他想让把他的遭遇录下来，做成一个案子，好去高院状告医院。后来，我和他的心理医生谈时，他又说不会有什么高院的案子……
2014年5月
很烦——我们来拍摄患者的时候，总被告知患者情况太糟糕不能见我们。他们当然糟糕，不然怎会住院。
2014年6月-7月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申请进入重症病房拍摄，但医院不同意。他们对患者有监护职责，禁止我们拍摄没有民事能力的患者，而且我们也无法向他们保证会隐瞒患者身份。如果不提及身份，又怎么能在纪录片里完整地表现布罗德莫的生活呢？
2014年7月11日
最后，我们获准了进入克兰菲尔德（Cranfield）重症监护病房，但院方要求镜头只能对着工作人员拍摄。这个病房不同寻常，只有九名患者住在这里。他们是这所医院里最严重的患者，但不意味着他们实施过最恶劣的罪行。我们看到这里的病人精神很不稳定，空气中弥漫着威胁的味道。他们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空旷的走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和哭叫。有人一直在大笑，还有人在撞门。房间很大，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这些人出房间的时间很短，而且要有多达六名工作人员看护，看起来就像“押送”——一左右各有一名护士抓着胳膊，一名护士在前面倒着走，随时警告可能发生的威胁，还有几名护士跟在他们前后。判断患者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工作人员怎么给他们送饭——有些人的饭通过小窗口送进去，还有人则可以短暂开门送饭。
一名患者从病房进入了一个有小门的封闭院子，呆了五分钟。他和我说话，通过铁栅栏和一名工作人员下棋。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持续不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当工作人员告诉他回房间的时候，他激烈反抗起来。于是不得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八名工作人员才将他安全送回。这里的工作人员平均每周要被患者袭击五次。
2014年8月-10月
我和编辑吉米·海伊（Jimmy Hay）一起制片，商量怎么处理医院要求的限制条件。布罗德莫的很多员工每天都和这个国家最失常的人打交道，我收集的材料就是对他们献身精神的最好证明。很多人以为进了布罗德莫就再也出不来了，但的确有患者最终能够康复，离开那里前往监控等级较低的环境，甚至还有一些人能重返社会。
我大体的感觉是：从孩童时代，社会就有职责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得到适度地关怀和保护，让他们免受身体虐待、性虐待和心理虐待，这样他们才能完整地成长起来，减少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倾向。
我做制片已经三十多年了，经历过极度恶劣的环境。但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布罗德莫精神病院的这次拍摄是迄今为止最困难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