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读当代作品?

作者:爱新闻 王娟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4-11-20 14:48:27
我们为何要读当代作品?
 
温莎·麦凯(Winsor McCay) 

前人不也写过类似作品吗?说不定比当代作家写得还好呢?若是这样,如今有那么多经典书籍可以低价买到,其中多数都有免费电子版,我们为何还要读当代小说呢?我刚刚免费下载了意大利作家伊波利托·涅沃(Ippolito Nievo)的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Confessions of an Italian)。该书文笔优美,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18和19世纪意大利的知识。这本书一共860页,多找几本这样的书,我的读书时间就有保障了。何必大费周折地去挑选当代作家的作品呢?

作为图书评论家,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经常对各种书籍进行严厉批评。她认为阅读当代小说中的乐趣之一,就是迫使你锻炼自己的鉴别能力。一本书的好与坏,其实没有评判标准,你只能自己鉴别。对一本书的反应会立刻带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语义难题。如果你喜欢这本书,那么这大概就是本好书——至少对你来说是好书。这一切并不是你被迫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必须“决定”一本书是不是好书,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状况)?或者说,你不知道你对这本书的喜恶是不是恰当?

这听起来相当复杂,但我们都知道伍尔夫在说什么。一种新书可能会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乐趣,但会剥夺了我们原先预想的乐趣。有别于长久以来熟知的模式,新的文学流派要求我们去改变。但是有多少人乐于改变自己的口味呢?他们凭什么要改变?关于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我一直好奇:有多少评论家和知识分子在该书出版十年后改变了他们的立场?许多人从讨厌它到欣赏它。荣格(Jung)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颇具影响力的巴黎评论家路易·吉列特( Louis Gillet),刚开始他认为这本书“晦涩”又“毫无意义”,后来却转而祝贺乔伊斯写了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作品。然而,也有许多人从赞赏转向了怀疑。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起初认为乔伊斯的这本书给英语带来了重生,但后来,他却慢慢开始怀疑,乔伊斯只不过是没犯那个文坛的老错误——认为语言能够产生生活经验。面对新生事物,我们的态度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稳定下来。

这种态度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也是一种乐趣。我们还遇到了第一个艾格斯(Dave Eggers)、第一个帕慕克(Orhan Pamuk)、第一个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第一个费兰特(Elena Ferrante),见证了罗斯(Roth)从早期到后期巨变。当我们慢慢适应新生事物,其中的乐趣可能会让人上瘾。比起轻松地阅读与以往类似的书,新书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有趣。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本新书会带来惊喜还是乏味,当读者的期望值面临挑战时,往往能更为准确得帮助我们了解其本质。无论最终能否完全接受一本当代小说,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一思考和阅读过程。我在阅读村上(Murakami)、耶利内克(Jelinek)和萨拉马戈(Saramago)的书时,就获得了类似的体验。我并不特别喜欢这些作家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很喜欢跟他们博弈。正如伍尔夫所说:“尽管当代作品与前人相比可能存在差距,但我们从生者那里学到的东西总要比从逝者那里学到的更多,这是有道理的。”
 
也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我们阅读一本较老的作品,或是我们不熟悉的有关其他国家文化传统的小说,难道就没有新鲜感了吗?至少会有陌生感吧?比如《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少年维特的烦恼》 (The Tale of Genji),或者就像涅埃沃的《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当然有,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已经历经几个世纪,让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信服。我当然可以另辟蹊径,与世人唱反调,但如果要这样做,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喜欢这本书?一代一代经久不衰?再者,我根本没法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作者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反映,因为事实上我根本不了解十一世纪的日本社会是什么样子。就算《源氏物语》带给我陌生感,这也是因为书中描述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生活其中。
 
哪怕是读涅埃沃的小说,尽管已在意大利生活了三十年,也看过一些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小说,但我并不了解十九世纪威尼斯、博洛尼亚和米兰的实际生活。我不会对涅埃沃书中描写的1848年革命有任何反应,但我可以对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小说《伦敦场地》( London Fields)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艾米斯书中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生活,而我就在那里。我可以给切中要害地给他挑毛病,感觉异常兴奋。这种感觉在读菲尔丁(Fielding)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时,完全不会存在。我感觉到乐趣,多半是因为:哇,这个世界曾经是多么的不一样啊!
 
当你阅读敢于重现当代场景的新小说时,以下问题总会让你感到兴奋:对于我所感知到的世界,其他人会如何阐释?会让我觉得陌生难解吗?作者试图告诉我什么?有关我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吗?作者的方式会不会有用?若是我也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和应对这个时代,又会怎样?读《尤利西斯》、《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贝克特三部曲》( Beckett’s Trilogy)、《卡塔琳娜·布鲁姆失落的荣誉》(The Lost Honour of Katharina Blum)、《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或是《德里罗的冥界》(DeLillo’s Underworld)时,这些都是读者面临的问题。但这些书最终让足够多的读者找到了公民,并在公众认知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前人所写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比如B.S.约翰逊(B. S. Johnson),在属于他的年代,他的读者也会思考作品与社会的联系,并从中获得乐趣,贝克特也一样。但是如今的读者已经无法体会。
 
罗伯特·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在《卡德摩斯与哈默尼的婚姻》( The Marriage of Cadmus and Harmony)中表示,读了《伊利亚特》(Iliad),才发现这么多年,艺术几乎毫无进步。对此我很难否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品就毫无意义。世界在变,人也在变,当代小说之所以吸引我们,在于作者描写当代事物的敏感笔触。2005年,我正在写小说《利斧》(Cleaver),我的欧洲编辑抱怨书中的人物为何要发短信。他年纪较大,又不习惯用手机,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噱头。很难想象八年后有人会反对小说中的人物发短信。为了叙述现代生活,如今作者笔下的人物必须有iPad和智能手机,要乘飞机或者坐火车。现代生活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和身份,也让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我们已经习惯不断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打交道。
 
事实上,如果一部新小说仅靠对过去小说的东拼西凑,试图把读者带回连作者本身都不了解的年代,以便重现那时的乐趣,通常会受到质疑。过去的时光永远无法重现!阅读涅埃沃的乐趣,在于作者确实处于复兴运动时期,确实想在那个变化中的世界里寻求一个位置。而托马西·迪·兰佩杜萨(Tomasi di Lampedusa)的《豹》(The Leopard)写于20世纪50年代,则是一个迷人的仿作。

关于逃避主义的话题已在各种故事和小说中被写过太多,但也许最大的逃避就是永远躲在过去的“家”里(那个历史和文献中描述的“家”)。我们躲在过去的时光里,却不愿面对当下——我们此刻的生活和此刻的“家”。
 
这是希望和恐惧共存的地方,
当希望不在,信念重会来临;
失败和胜利都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一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