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和约翰·赫特（John Hurt）参演导演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Thomas Alfredson）执导的电影，该电影改编自著名谍报小说作家戴维·康威尔（John le Carre）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图片来源：雷克斯图片社）
柏林墙倒塌后，谍报小说不再一如往昔，作家们 也是时候去找寻新的对立面了。——评论家齐亚·巴塔里（Jane Ciabattari）
冷战给谍报小说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背景时代。像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戴维·康威尔（John le Carre）笔下的情报员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和莱恩·莱顿（Len Deightor）笔下的哈里·帕尔默（Harry Palmer），这些情报大师形象不断上演着精心策划的间谍行动。他们目标明确，在重重危机中与共产党间谍们博弈。在冷战期间的谍报小说中，背叛和欺骗常常会把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但敌人却始终明确。比如，戴维·康威尔笔下的史迈利背叛了他的克格勃（KGB）同仁卡拉（Karla）。很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冷战期间，任何读者翻开一本谍报小说，都对书中为数不多可能发生的冲突心中有底。”谍报小说作家欧连·史坦霍尔（Olen Steinhauer）这样说道，“不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抗，就是英雄与政府腐败之间的 对抗——贪婪的西方人总是自己搞垮自己的体系。”
冷战时期，谍报小说的读者们常会读到“双面间谍”，比如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写的《第四条款》（The Fourth Protocol）。“洗脑效果”也是当时谍报小说的一大元素，比如莱顿（Deightor）的《伊普克雷斯档案》（ The Ipcress File）。那时的间谍技术相对落后，没有如今高科技惊悚片中的卫星监控和手机追踪系统，角色往往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在小说《你只能活两次》（You Only Live Twice）中，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在新婚妻子被杀后濒临崩溃边缘。而《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结尾更是震撼人心，双面间谍的两难处境的确拷问人性。当然，读者也能从谍报小说中找到些许乐趣——高档餐厅的晚宴，浪漫的调情，主角们总能出入世界上任何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甚至包括那些铁幕背后的国家。
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的《你只能活两次》后来被改编成为电影《007系列之五·雷霆谷》。（图片来源：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 Alamy图片社）
冷战的结束让谍报小说作家们迫切需要找寻作品中新的对立面。“冷战结束后，这种题材失去了完美的时代背景，”谍报小说作家约瑟夫·卡能（Joseph Kanon）如是说。作家们无法再依赖冷战时期那种简单的对立面了。史坦霍尔说：“俄罗斯元素保留下来，却被塑造为一个盗贼统治国家。”他的米罗·韦弗三部曲（Milo Weaver trilogy）聚焦中美关系——冷战后世界范围内众多冲突之一。“冷战期间，恐怖主义只是谍报小说的其中一个主题，而现在，它显然已经成为小说中矛盾冲突的主要来源。中东国家和宗教极端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成为谍报小说的素材。在这类小说里，你仍然可以看到国内政治腐败，而美国与欧洲之间越发复杂的关系也是作家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他说，“还有电子监控和告密者的英雄身份……这些都是如今谍报小说作家们喜欢的非常棒的写作元素。”在2014年小说《开罗事件》（The Cairo Affair）中，史坦霍尔与时俱进，把“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中的利比亚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开罗也写入了自己的小说里。
新的世界格局
自1989年后，谍报小说中的间谍游戏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以前，我总写一些在冷战的阴霾下挣扎的角色。”戴维·康威尔在柏林墙倒塌后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能拿到一手新牌，我当然高兴。”紧接着他开始就以国际毒品贸易、俄罗斯黑手党、洗钱和集团腐败为主线创作小说。在2001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里，康威尔刻画了一个“危险、衰败、被掠夺的肯尼亚，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在这部作品中，医药公司把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当作小白鼠，来进行药品测试。
康威尔2001年小说《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2005年被翻拍成电影，由拉尔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领衔主演。（图片来源： Alamy图片社）
后来，康威尔又开始关注国际恐怖主义战争，以及美英两国的虐囚事件和非常规引渡行为，比如他2008年的小说《最高通缉犯》（A Most Wanted Man）。他笔下的人物托比·钟（Toby Bell）是英国外交领域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在后帝国时期和后冷战时代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几乎如出一辙。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Frederick Forsyth）同样热衷描写热点新闻。他在1994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出版了小说《战争的拳头》（The Fist of War）。2006年小说《阿富汗人》（The Afghan），收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军情六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与“基地”组织之间的抗争。而在2013小说《死亡名单》（The Kill List）中，福赛斯刻画了一个利用网络号召穆斯林暗杀英美领导人的“传道者”角色。
也有一些作家还是习惯把故事情节设定在冷战期间或是冷战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不喜欢讲当代的故事，认为当代政治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素。间谍小说大师亚伦‧佛斯特（Alan Furst）的惊悚片讲的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故事。约瑟夫‧卡能（Joseph Kanon）的1998年小说《浪子的间谍》（The Prodigal Spy）和2011年小说《柏林迷宫》（The Good German）讲的也是1945年的故事。他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开启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冷战的确给谍报小说带来不少创作灵感，但谍报小说的实质并未改变——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期望他们的英雄能抵御外敌。真正改变的是冷战时期谍报小说中黑白分明的对立面。史坦霍尔说道：“角色的矛盾情绪来自谎言和托词带给他们的焦虑和和心理压力。”如今，谍报小说里的对立面不再黑白分明，英雄和罪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忠诚的定义也不再泾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