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万圣节，一年一度的“女巫惊悚节庆”在美国小镇塞勒姆（Salem）举行，内容包括墓地游、“降神会”（séance）和第六届年度僵尸舞会。在这座百年“女巫镇”，人们用这种节庆方式纪念塞勒姆女巫审判案（Salem witch trials）。1692年，随着女巫案情不断扩大，塞勒姆镇（现在的丹佛市）及周边城镇邻里之间的相互指控达到白热化阶段，最终共有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堆压死。
然而，这次事件却意外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近一个世纪以来，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相关文件为我们研究早期美国英语提供了重要资源。清教徒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却很少有书面保存下来的文本，白话本尤其罕见。正如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教授彼得·格伦德（Peter Grund）所说，他们总是忙着“保全自己”。而女巫审判案却留下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很多已经转录成白话。
20世纪20年代以来，女巫审判案中的近千份手稿为语言学家研究早期美国人如何发音、拼写，以及研究早期现代英语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这些手稿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审判案的发展过程。
1692年1月，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随后与她平素形影不离的7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这是“跳舞病”的一种表现。这类症状的病因是一种寄生于黑麦的真菌“麦角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让孩子们得了怪病的真正原因，是村里的黑人女奴蒂图巴和另一个女乞丐，还有一个孤僻的从来不去教堂的老妇人。人们对这3名女人严刑逼供，当地法官也对此进行调查。从那时起，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留下了众多书面记录，包括很多充满戏剧性的审问记录和虚假供述。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招供才能避免上绞架，这也是应对亲朋好友指控诉状的唯一途径。
当时有200多人参与了审问记录和法律文书工作，其中只有少数人受过法律教育。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教育程度虽然各有不同，但在清教主义社会中也都属于文化人。这些手稿与当时的书稿风格大有不同。一方面，手稿的内容本身就让人震惊；另一方面，这场冤案席卷了清教主义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手稿中也吸收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表达方式。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语言历史学家马蒂·佩科拉（Matti Peikola）表示，手稿中在语言风格上包罗万象，既有牧师塞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那样纯正的“宗教语域语言”，也有名叫“糖果”（Candy ）的奴隶那种巴巴多斯味儿的英语。
这些手稿中，创新性的拼写可能会让非专业读者感到困惑。比如根据审问记录，被告女巫提图巴（Tituba）说：“shee allsoe said that shee seed a yalow burd that said unto hur sarue [serve] me and shee seed 2 catts。”（大意：她还说她喂养了一只黄色的鸟和两只猫。）手稿中包含许多如今已经过时的词汇，还有一些词义的变化，比如“silly”（愚笨）在手稿中是无知的意思；“paragon”（模范，典范）指的是羊毛或者丝绸；“old cratten”是恶魔的意思；“burling”是旋转或扭曲的意思；“behaged”是迷惑的意思。
这种令人费解的拼写，尤其是那些欠缺专业培训的“记录者”们的拼写却显得格外重要。语言学家认为，拼写可以反应语音。大部分清教徒要么出生于英格兰，要么属于第一代移民，他们带来了广泛的地区性英语方言。语言学家亨利·亚历山大（Henry Alexander）在1928年的美国演讲中，首次发表文章，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手稿中的语言进行研究。他主要关注的就是发音的变化。比如，手稿中把“ill”（生病）拼写“elle”，把“witches”拼写成“weches”（女巫），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把“will”（意愿）发成“well”，把“children”（孩子）发成“cheldren”如出一辙。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由瑞典、芬兰和北美组成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团队着手修订塞勒姆女巫审判案手稿，并于2009年了完成一本名为《塞勒姆女巫案迫害记录》（Records of the Salem Witch-Hunt）的书。这一次，他们在语音研究过程中加大了对记录者拼写的关注力度。格伦德说：“这些手稿中反映了17世纪美国部分人口的语言特征，问题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哪部分人。”他与佩科拉一同参与了手稿修订项目，根据他们书中所述，这些手稿中包括一系列英语方言，同时，受“平行”效应影响，随着定居者逐渐调整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方言会与原住民的语言一起融合成一种新的美国俚语。英语单词“her”（她）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在手稿中，这个单词有有以下几种拼写方式：”har”、”her”、”hir”、”hor”和”hur”，这表明这一单词以前曾有多种发音方式，后来才整合为一种。
修订团队还收集了其他关于当代书面语言的信息，比如书写风格、大小写、标点符号和缩写等。“如今人们在短信语言等现代交流方式上倾向于用缩写。”格伦德说，“但手稿中却只用缩写。”有些缩写是直观速记，最后一个字母写成上标，比如用”sept”（9月）代替”September”。有些缩写则显得更为特殊，比如用“goodw”（贤内助）代替“goodwife”；”ym”（他们）代替”them”。
通过研究这些书面线索，修订团队已经识别出了塞勒姆女巫案中40%的抄写员，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历史细节。根据佩科拉和他的同事雷斯托·海图雷（Risto Hiltunen）2007年的描述，塞勒姆教区职员托马斯·普特南（Thomas Putnam）是一个“受折磨”女孩的父亲，同时也是审判大法官。他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措辞转录了多人的口供，结尾大都是：“在我心里，我（的确）相信X是一个（最恐怖的）女巫/男巫。”佩科拉和海图雷认为，普特南不断复制简单的证词，提交给法庭，并以这些来作为所谓确凿的证据。
2012年，佩科拉、格伦德和独立历史学家马戈·伯恩斯（Margo Burns）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文档中偶然发现了学界一直以为已经遗失的记录——该案中最终被当成女巫绞死的玛格丽特·斯科特（Margaret scott）的审判证词。在2014年夏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有学者指出，该证词最后一行“我十分确信（uerily beliue）她是女巫”是用蘸有较轻墨水的优质鹅管笔写的，很可能是由抄写员后期添加，以便把所有罪名强加在陈述中。对于1692年的塞勒姆镇而言，文字是导致这场冤案的致命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