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失明的人经常受到侮辱，他们很难获得所需帮助。但对很多人来说，死亡是唯一让他们解脱的办法。
2008年的一张照片揭露儿童关在笼子里
在希腊，残障人士经常受到侮辱，要很难获得所需的帮助。一些住在国家经营的安置处的儿童被锁在笼子里——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希望改善小孩的居住条件，但是资金不足。
九岁的詹妮（Jenny）站在笼子里，身子前后晃动着，透过笼子的栏杆往外张望。
门打开后，她便跳到石地板上，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护士。几分钟后，她自己又回到笼子里，很坦然地让工作人员把她锁起来。
她习惯了她的笼子，从她两岁起，这个笼子就成了她的家。
詹妮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她住在一个专门收留残疾人的国有机构里。该机构位于希腊南部的一个名叫勒开伊纳（Lechaina）的小镇上。与詹妮住一起的还有60多名残疾人，其中很多被锁在隔间或笼子里。
20多岁的富利斯（Fotis）患有唐氏综合症（Down's syndrome）。他睡在一个单独的小隔间里，有天花板高的木条和上了锁的门将他与其他人隔开。他的隔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该收容中心里看不到任何个人物品。
“我们打算出门？”这个瘦弱的男人每次看到陌生人后都会重复这句话。但是，这里只有六名工作人员，而需要照顾的人却有65位，因此几乎没有机会离开中心。
一些笼子上的木条被涂上了明亮的颜色
在这间小小的员工房间里，一排闭路电视屏幕一直显示着楼上这些大大的“木箱子”。
这里艰苦的条件在五年前就开始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一群欧洲的本科毕业生来到中心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
葡萄牙的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卡塔丽娜·内维斯（Catarina Neves）便是他们其中一员。
“刚到那里的第一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一个现代欧洲国家里竟有如此情形。但更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她说道。
这些志愿者们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并通过文件的形式发送给了政治家、欧盟官员，以及每一个人权和残疾人人权组织。绝大部分文件都石沉大海，他们只偶尔收到一些表示感谢的回复，但并没有任何行动承诺。
之后，在2010年，志愿者的呼吁终于引起一位负责保障儿童权益的希腊巡视官的注意。他视察了中心并发表了一份责令报告。他在其中强调：“恶劣的居住环境……无人照顾和提供支持，滥用镇定剂，把孩子绑在床上，给有认知障碍的儿童使用木笼子一样的床，利用电子设备对他们进行管制，这些行为都属违反人权。”
他还提及了由于缺乏监管而导致的几起死亡事件。2006年一名15岁的儿童因不慎吞入一个异物而噎死。10个月后，又有一名16岁的儿童死亡，在对其进行验尸后发现，他的胃里塞满了纺织物、细线和绷带的断片。
2008年拍摄的这张照片显示，这些残疾人没有任何个人用品。
只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该中心的管理者才认识到目前的员工人数无法保护儿童不受伤害。他们的解决措施是为他们订制笼子。
然而，这位巡视官员的报告认定，这些笼子和任何长期限制性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且直接违背了居住者享有的受尊重和保护的人权”，同时他敦促希腊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条件。
然而，五年过去了，只有一些形式上的改变。
一些木条涂上了颜色，用获得的资金将休息室改成了娱乐区——但始终没有人愿意和这些残疾人交流。他们坐在塑料席上晃动着身体，注视着那堵墙，一位护工也从门口看着他们。
一层只有一名护士和一名护工，需要照看20多名残疾人——该中心也没有全职医生。
居住者人去医院时需要有一名护士陪同，这就意味着这其间助手需要一人管理20多名剩下的残疾人。
2008年， 隔着笼子上的木条，一位儿童正在被喂食。
“上夜班的时候，经常只有我和三个连护士也不能算的护工一起照顾60多名病人。如果小孩一旦出现疾病，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刚从该中心退休的护士说道。
她表示，这些笼子是必要的。“我们努力争取才建了这些笼子，这样孩子们有更多的自由。之前他们总是乱成一团，横七竖八地睡着。”
“无论如何，现在孩子们习惯了，他们喜欢这些笼子。”
乔治·戈蒂斯是当地一名医生，在该中心做了20多年的志愿者，他也对这些笼子持肯定意见。
“我认为不只是希腊，就整个欧洲而言，这也是残疾儿童最好的归宿，”她说道。
“许多重度残疾儿童的寿命要远远超过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这些用来避免他们互相伤害的昂贵笼式床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该中心的新负责人吉娜·托卡拉（Gina Tsoukala）已近一年没有领薪水了。她表示自己不能放弃，因为是留在中心的残疾人给了他鼓励。
“显然我们本不应该使用这些笼子，但是在我们没有足够高水平的员工时，只能靠这个来方便管理。”
“有些病人有自残倾向或者很喜欢争吵，因此，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不得已使用这些木质的隔板。但这些儿童还是可以互相交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相互影响。”
中心负责人吉娜·托卡拉（Gina Tsoukala）
午餐时，呆在木笼里的儿童会由工作人员进去喂饭。
该负责人称，工作人员只能满足这些儿童最基本的需求。每次值班护士和其助理都要给20多名残疾人换尿布，给他们冲洗身子，用勺子喂他们，然后给她们用药治疗。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但我们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一切，”托卡拉说道。
“超过三分之二的小孩是遭家庭遗弃的，尽管我们也希望给他们情感上的帮助或者本该拥有的专门看护，但我们没有时间。”
不过，史蒂文·艾伦（Steven Allen）称，认为这些笼子是为了孩子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专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国际人权组织精神障碍倡导中心(The Mental Disability Advocacy Center)的成员。
“那些笼子是保护员工的，不是保护儿童，”他说道。“他们的关心带有强迫和限制性，主要是为了使这些残疾人更容易管理，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享有人权的人来对待。”
“关在笼子里会给病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伤害，不仅没有任何治疗意义，且事实上会给他们的生理健康造成威胁。（在其他地方）曾有过这样的教训，笼子的木棒掉下来砸死了里面的病人，”他说道。
精神障碍倡导中心（MDAC）称，目前采用类似笼子的国家只有捷克共和国与罗马尼亚。
希腊的伊利亚省(Ilia)残疾人及家庭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Families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会长艾欧尼斯·帕帕达多斯（Ioannis Papadatos）在一座为照顾残疾人而建的大型艺术中心里有自己的办公室。
艾欧尼斯·帕帕达多斯与他的儿子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残疾人收留中心里。
这个中心配备了游泳池及物理疗和语言障碍治疗的设备，大量的半独立式的卧室。中心的建设费用来自欧盟（EU）基金。但如今公寓还是空空的，因为希腊政府没钱给中心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2013年之前，帕帕达多斯曾是勒开伊纳儿童中心理事会的一名理事。他表示自己一直在为改善中心条件而努力——如今两位患孤独症的小女孩每天都会去一所特别学校上几小时课。
但对大多数在中心里人来说，他表示，“唯一使他们获得真正解脱的只有死亡。”
这是内心的痛。他24岁的大儿子阿多尼斯（Andonis）患有唐氏综合症。
阿多尼斯和父亲一起参观了该中心，他看到了那些住在与他类似条件下的人们。当问及感受时，阿多尼斯看起来有些发抖。
“噢，别讨论这个，它让我感到浑身发冷，”他说道。
爱交际且充满自信，阿多尼斯显得与其它残疾人不一样，因为他的父母从小就以他为荣，鼓励他尽自己最大努力独立的生活。
吉娜·托卡拉称，一些残疾儿童的母亲甚至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存在。她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当残疾婴儿出生后，孩子父亲和医院合谋欺骗了孩子母亲，称孩子已死亡。
在希腊有几十个这样的儿童和成年残疾人中心，但想要进入绝非易事，因此各个中心的条件状况也不透明。英国广播公司曾要求参观位于雅典（Athens）和斯蒂洛卡斯欧（Sidirokastro）的机构，但遭到拒绝。
不过，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the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Welfare）负责社会福利的秘书长艾菲·贝库（Efi Bekou）称，
已出台改善勒开伊纳及其它相似住处的方案。
“目前，在希腊共有12个残疾人中心，但我们正在社区里创建更多的残疾人之家，希望最终关闭所有的大机构。”
她表示，经济危机后，希腊政府受到其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权国政策的制约，包括禁止雇佣新员工——结果据她表示，导致希腊政府无法雇佣一大批中心所需工作人员。
但当她说希腊政府正在讨论如何改善残疾儿童处境时，她坦然说道：“至于何时那些儿童可以从机构转移出来，我无法给你们一个确切的时间。”
文中所提到儿童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