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的时候，唯独我被留在屋子里和我母亲在一起，而我父亲忙于工作，姐姐正在上幼儿园。我整日在我父母的阳台上将自己套在衣服袋里。当我爬到浴室照到镜子的那一刻，我产生幻觉仿佛听到父亲喊着我的名字安慰我的声音。
我的母亲在精神病医院呆了一年之后，刚刚回到家。在她住院期间，我和姐姐只能呆在寄宿的家庭。我害怕我的母亲。
母亲的精神病——产后抑郁症和精神错乱——最终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项研究表明，成为人母后所患的精神疾病远比先前所设想的要更为普遍。许多女性大声抱怨处于焦虑、抑郁、与新生宝宝接触困难，有时脑海里会伤害到孩子的想法。
这些妇女当中有许多人正接受相应的药物治疗并能恢复。关于她们以及她们的疾病的报道是恰当并富有同情心的。所有的这些感觉似乎是一间封锁多年的密室最终被打开了，让光和空气都进来了。
我的生活中缺少现在有的这些信息，不仅是因为我是一位现在有着或是早就有母系精神疾病的母亲，还因为我是曾患过母系精神疾病的母亲的女儿。
尽管产后精神错乱自从19世纪就获正式认定，直到1953年，我们才知道母系精神疾病的存在，而那时我还是个婴儿。我的父亲、母亲、我母亲的精神病医生不知道，大众以及在成长的岁月里的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在我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自从我最早还未学会说话的记忆开始，我就害怕母亲。
我也知道父亲告诉我的一些事。
当我长大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妈妈曾拒绝我，从未真正喜欢过我。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母亲不想为我做任何事。为了不让我的哭声吵醒姐姐，大冬天就把我放在阳台上。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会批评我。
父亲也告诉过我，我的母亲一度打电话给她的精神病医生说：“我脑子中有一个声音，要我去杀害我的孩子。”
不管什么东西诱发了这个想法，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她被送往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州立医院，并延长了住院期。当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克服不了对她的恐惧，在那天藏在衣服袋里以及后来类似的几天之后，我父亲准许我回到在母亲住院时收养我姐姐和我的寄宿家庭里。我和他们住在一起，只是周末和父母在一起度过。就这样一直到我的18岁，我依然害怕每一个待在我父母的房子里的周末。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害怕我的母亲，甚至不敢问我会害怕这一事实。我的母亲从未真正痊愈过，而在我长大的日子里，她的母系精神疾病后遗症转变成为暴怒，原因是我拒绝和她住在一起。当她愤怒地要我与她住一起时，我心里有一种歇斯底里地恐惧。1981年，她死了，正当我可能能够克服我的恐惧并能理解她一点儿的年龄。
“一些研究表明，母系压力会渐渐破坏女性与孩子在一起或是照顾孩子的能力，结果孩子的情感和认知健康就会遭到破坏，”帕姆▪贝吕克（Pam Belluck）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上写道。"这是母系精神疾病范畴的最新发现。”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就嚎啕大哭，”文章中的一位母亲在描述她儿子见到她时的反应时说道。
多年来，我用叫做眼动脱敏和再加工治疗（EMDR）的疗法探究我意识的深度来治愈我一看到母亲就会大哭的症状。结果我对发生在我内心的一切变得很熟悉，甚至觉得很舒服。
然而，在这外面的世界已经很难接纳——用任何一种中立的、不指责的方式。我早年的创伤性经历让我失去对母亲的疾病持中立态度的能力，我在婴儿时期对她的深刻恐惧感让人感到疑惑同时也是一种尴尬，犹如个人的弱点一般。
不过，随着新发现和新文献的面市，我的心病一点一点消失，我认知到，作为一个有着母系精神疾病的母亲的孩子——有着一个不喜欢你的，拒绝你的，让你恐惧的以及你出于恐惧而拒绝的母亲——不只是或甚至只是一件个人的事。
正如产后支持国际组织（the Postpartum Support International）所报道的那样，美国至少有作分之一的女性在怀孕时或怀孕后遭受某种精神疾病，而我的母亲就是众多人中的一个。因此，我的经历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不用再为这件事或单独面对这件事时而感到羞耻。
由于得到了治疗，我不用再背负对我母亲的恐惧，这种恐惧当我在长大时已转化为对所有事物的恐惧。而现在，我最终能彻底地原谅我的母亲和她的病。
对于我们这些母亲是母系精神疾病受害者的是一个好时机，能开始将我们的体会加入到相关的文献里——加入到对这个毁灭性疾病的治疗当中去吧!
关于作者：玛丽▪艾伦（Mary Allen）著有：《天堂的房间》（The Rooms of Heaven ）和《在梦之屋醒来》（Awake in the Dream House）。在这篇评论文中纯属作者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