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域：宗教与暴力史》（卡伦·阿姆斯特朗）
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认为“宗教起着多种作用。”在不同时期，宗教既能激励人们无私奉献，也能让人变得冷酷残暴，再或者，兼而有之。
要剖析这一悖论，自然而然就要提及阿姆斯特朗女士。阿姆斯特朗生于英国，曾是罗马天主教的修女。她撰写了十几本描述宗教历史各方各面的书，并在书中阐释了她的观点——不论其所宣称的教义正确与否，信仰都是人类生活中正当的、必要的一部分。
在她最新的著作《血域：宗教与暴力史》（Fields of Blood: Religion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中，阿姆斯特朗并没有对现存的理论加以补充，而是用了大量篇幅来概述宗教历史和世界历史，并简要介绍了世界信仰的早期演变。接着，她大笔一挥，详尽地（并不完全精确）阐述了过去500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一切表面上看来联系并不明显，然而当你意识到她是在与怎样的“恶魔”斗争时，其中的关联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阿姆斯特朗并没有试图去求证什么，而更多的是在进行反驳。她驳斥的第一个观点是，宗教是引发暴力的无端原因，摈除宗教就能促进和平。第二个观点是，伊斯兰教就是宗教引发暴力的一大例证。阿姆斯特朗对抗的第三个“恶魔”是前面两个观点的结合：与伊斯兰教世界相比，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摒弃了更多精神禁锢，因此基督教世界作为一股更加温和的全球力量，必须压制那个屡教不改的伊斯兰暴力世界。
以上偏见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因此阿姆斯特朗有权利去挑战它们。她多管齐下进行反驳，其中一点，就是谴责西方基督徒针对其他教派的暴力行径，比如美洲原住民或者是印度穆斯林。如她所说，历史上暴力常常被基督教教会合法化。
为了证明宗教并非战争的起因，阿姆斯特朗十分推崇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她强调，一些特定形式的暴力是保守的农业社会所特有的，另一些形式的暴力则是工业社会特有的，伴随工业社会的改革和积累而生。而其他的流血事件都发生在过渡时期。她指出，宗教改革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附属品，而非单纯的宗教现象。
而阿姆斯特朗的另一个反驳观点则强调了世俗政权反对宗教的暴行。她同情信仰遭法国革命者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抨击的基督教农民，也同情那些生活在土耳其和埃及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为人谦逊，对限制宗教作用的运动心存畏惧（不论这些运动由当地的权贵操控，还是出于外国人的授意）。
1981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被基地组织前身的极端主义分子刺杀。阿姆斯特朗认为这是为了报复萨达特的西化政策所造成的混乱。（她可能还会认为，埃及孕育出极端主义是因为其经济的僵化，换句话说，也就是缺乏西化改革。）如她所言：“几乎每一次使人们脱离宗教影响的改革都始于对宗教机构侵略性的猛烈攻击。这不仅会引发人们的愤懑、社会的混乱和悲痛，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引起暴力还击。”
阿姆斯特朗对现世主义当权者的谴责极具说服力。她说，不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还是土耳其和阿拉伯，对宗教的镇压总会失败。那些代替宗教思想的意识形态，预设了宗教最糟糕的特点——个人迷信和不容异议，却没有考虑到宗教的可取之处。但在许多读者看来，阿姆斯特朗过分宣扬了传统宗教社会的功德，低估了其中潜伏的暴力因素。
在其他人试图“革新”他们的态度和生活时，那些虔诚献身于传统信仰和社会体系的人却感觉受到威胁并想要抵抗。说句公道话，在《血域》中，阿姆斯特朗很好地阐释了其中的缘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守旧的神权统治社会比现代社会更健康，或是现代社会比神权统治社会更能助长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