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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略特身上,英语诗歌传统和英语文化的感化力是不言自明的。他的创作常常得益于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和17世纪英国文学的深湛研究。所谓的现代派诗歌以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感伤和矫揉造作而著称,但是它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对不容忽略。艾略特诚然改变了他那一代人的表现方式,不过他从小就从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汲取了大量养料。他在14岁时迷上了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也学着用四行诗体写起诗来。
《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是艾略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不受格律限制的自由诗体、不登大雅之堂的描写和新奇得近乎怪诞的比喻还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这一特点确实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诗歌。艾略特的诗作往往没有通盘谋划好的思想脉络,他数次开玩笑地引用拜伦《唐璜》中的诗行为自己辩解:“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
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
表现这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长期以来,《荒原》被视为20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庞德和艾略特确是有意把它作为一种新文学的代表之作推出。该诗原名“他用不同的声音读警察报告”,其中有的部分系艾略特旧作,后经庞德修改,最初于1922年10月在艾略特自己主编的《标准》杂志创刊号上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