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国度
因此，这就是瑞典人的新形象。至少在全球影迷的眼里，他们看起来总是那么光彩照人，他们对于滥交往往毫无负罪感，他们尤为偏爱赤身裸体地在海边漫步。而国际发行商们厚颜无耻地从中捞取好处。为了迎合美国观众的口味，《莫妮卡的夏天》重新命名为《莫妮卡》：这是个坏女孩的故事！海报上的宣传语令人不禁垂涎——“19岁的淘气女孩，魔鬼掌控她的雷达！”时隔20年后，《安妮塔》重新命名为《瑞典浪荡少女安妮塔》，而《入侵者》（斯特兰·斯卡斯加德也是主演之一）则变身为瑞典性爱游戏指南。
抛开这些厚脸皮的商业手段，瑞典的色情类电影并不只有看起来健康美丽的金发女孩在湖边脱衣服的场景。它们中至少有一些作品都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马什表示：“《我好奇之黄》（I Am Curious (Yellow)）于1967年上映，它很快便因赤裸裸的性爱场景而在海外臭名昭著。然而在它上映期间，瑞典社会的反响却大不相同，人们认为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前卫而新潮。所以，我难以想像那些寻求廉价刺激感的观众是怎么看待这部影片的。威克曼的《安妮塔》毫无疑问是一部色情电影，但导演却在剧中创造了一个内心相当复杂而细腻的中心人物。另一个例子就是瑞典的马克·阿尔伯格，他的1965年电影《我，一个女人》是对一位年轻女人性欲的严峻的伯格曼式研究。”
丹麦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色情电影产业做出最大贡献是在1969年的夏天，当时的政府出台法案，废除了对电影行业的审查制度。美国电影评论家杰克·史蒂文森在哥本哈根工作，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史蒂文森表示：“丹麦人为我们预告了一场‘即将上演’的大型聚会，叫做‘性69'。这场色情交易会吸引了10万名参与者和200名外国记者。各国的导演们来到丹麦制作‘色情纪录片'，而丹麦导演们开始根据各国不同的品味来制作不同的色情片。”
性革命
一夜之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色情电影不仅只有裸体少女在瑞典乡村嬉戏的场景，而是会呈现实实在在的做爱场景。然而，由于丹麦色情电影通常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反映欧洲社会现象，它们也可以供体面正派的英美观众观赏和讨论。史蒂文森认为，这类电影在美国性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表示：“丹麦和瑞典的电影成功地打破了审查制度的枷锁。而且，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向观众传达了一种对于性欲的更加复杂的成人观点。诸如《我好奇之黄》、《礼物》、《丹麦蓝》和《爱的语言》之类的电影通过多样的视角来解读性欲，而崇尚清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永远也无法模仿。这些电影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性解放运动。”
如今，每个人都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性解放。《爱的语言》被包装成了一部性教育电影，而它在上映后也引来了极大的争议。格拉姆福什表示：“这部电影不仅惹怒了一部分英美观众，也让基督教右翼人士感到尤为愤恨。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以克里夫·理查德为首的3万英国人进行示威游行，抗议这部电影的上映。他们的标语写着：‘瑞典——更多色情，更多自杀，更多酗酒，每年更多淋病患者！’”
尽管如此，《爱的语言》仍然在主流电影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1976年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罗伯特·德尼罗带着希碧尔·雪弗德去看的电影正是《爱的语言》。然而在当时，人们对于丹麦电影里色情元素的兴趣已经开始衰减。《丹麦牙医》和《丹麦封面女郎的自白》也已不再流行。
格拉姆福什表示：“伴随着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的竞争压力，电影行业的利润空间也在逐渐被压缩。早先那些‘体面’的电影的制作成本太过昂贵，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一种低成本的电影形式开始兴起——没有故事，没有制作价值，只有很多的性爱场景。对于瑞典和世界来说，色情电影真正死于家庭视频。当你不用再穿上雨衣到当地的刑房场地看黄片，一切就基本上都结束了。因为太无趣了。”
然而，也许它们又变得有趣起来。在过去的十年来，直白大胆的性爱场面又回归到艺术影院的大荧幕上。再一次，我们想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拉斯·冯·特里尔是这股新浪潮的发起人。他的电影《白痴》于1998年上映，之后他通过自己的制作公司欧罗巴拍摄了一系列色情电影。《女性瘾者》即是他近期的作品。在一个章节里，淫乱的女主人公尝试着结婚生子，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但她不能停止与不同的男人做爱，最终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情节与60年前上映的伯格曼的《莫妮卡的夏天》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