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在看过第二遍后，便会加深对其中一些谋划布局的理解。不过也有一些电影，比如 《性本恶》（Inherent Vice），再看一遍之后，可能反而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如果影评人愿意多看几遍电影，是否他们的评价就会更加公允一些呢？毕竟无论什么都不能一棍子打死对吗？
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在《性本恶》中饰斯波尔泰洛医生（Doc Sportello） 图片来源：华纳兄弟
坊间传言，要想真正欣赏和领悟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电影《性本恶》，起码得看两遍。该片导演埃德加·赖特（Edgar Wright）曾在Twitte发文称：“我也把《性本恶》（Inherent Vice）叫成《固定两遍》（Inherent Twice），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遍。”而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就此发问：“一些影片是否可以要求第二次观影呢？”
目前的舆论认为，《性本恶》只观影一次确实是不够的，这样的反响在意料之中。大家公认，像《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和《唐人街》（Chinatown）这样的电影，谋篇布局十分错综复杂，多看几遍加深理解自不待言。然而，《性本恶》预期的第一次观影效果却是要造成迷惑，上述说法也就无法适用了。毕竟，如果一部电影没有带给我们震撼，我们是不会二次观影的。而一旦我们知道了侦探小说中的案情是怎么回事，也就不会想要再看一遍了。所以，就算第二次观看《性本恶》的体验确实不一样，也一样难逃此理。
对观众和影评人来说，一次观影不足以完全理解一部影片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你不能强求一名对安德森电影不感冒的观众花12英镑和两个半小时再看一遍，哪怕他没有一次看明白。埃迪·墨菲（Eddie Murphy ）曾经说过，那些真正你需要品味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食物。
影评人面临着逻辑问题和文化民主问题。一些国民性大报的影评人每周要生吞活剥地看完12部院线电影，假如他们对安德森的电影网开一面，那么也就得对别的电影手软。在《性本恶》上映的同一周，还有十部院线电影在上映，包括迪士尼动画大片《六大英雄》（Big Hero 6）和关于疯狂街头传教士（Manic Street Preachers）的纪录片《寂然无声》（No Manifesto），它们是不是也应该看两遍呢？
我是以一名不只看过一遍《性本恶》的影评人身份发问的。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首映会上，以普通观众的身份，就像在伦敦电影节上观看另外三部影片一样。最近，我又以影评人的身份将这几部电影重看了一遍。《性本恶》还是复杂难懂，《神秘跟踪》（It Follows）依旧梦幻，《旋风反转摔》（Whiplash）仍然令人兴奋，对于《狐狸捕手》（Foxcatcher）的结论也毫无二致。如果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影片热映数月之后，在一个冷冰冰的早晨，我在家里重看电影之后，有了什么不一样的感想，那我一定会把它提出来。
想要改变他人的看法是人之常情，除了在神父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如果一个影评人更正了之前对影片的误读，那这个影评人就会有被人说成“眼拙”的危险，到那时，他的所有影评都有可能被人喝倒彩。
《纽约客》（New Yorker）最知名的影评人波林·凯尔（Pauline Kael）反对需要多次观影这一观点。她举了一个例子：一次，为了确认《花村》（McCabe and Mrs Miller）真的有她在评论中说的那样好，她一晚上看了两次，还为此推掉了一个约会。“她这样做，是为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无论看多少遍，那就是一部杰作。”她当晚的同伴乔治·马尔科（ George Malko）这样写道。
AO·斯科特（AO Scott）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名影评人，他对二度观影有着自己的见解：“我罕有机会可以在写影评前把一部电影看两次。我也曾经尝试一口气看两遍。我要和普通观众一样观看，同时，还要能够回顾自己的观影体验。这件事情做起来比听起来难，和双手弹奏钢琴那样后天修成的技术还有所不同。”
从专业角度而言，二次观影意味着可以修正你在第一次观影时的错误认知。《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乔·摩根斯顿（Joe Morgenstern）1967年为《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作评时，就不甚确定自己的影评，他在评论中称这部电影是“商业大烂片”，不过他自己也觉得这结论下得过于草率。而在他再次观影之后，他说：“我背上全是冷汗，想着：天哪，我这次看走眼了。”摩根斯顿曾与凯尔共进晚餐。凯尔是《雌雄大盗》的忠实粉丝，她也告诉摩根斯顿，他确实错判了这部片子。摩根斯顿于是公开道歉，并告诉他的读者：“我的影评是极为不公允和不正确的，我对此深表歉意，并为自己曾写下这样失误的影评感到抱歉。”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影视评论员狄丽斯·鲍威尔（Dilys Powell）也曾公开更正过一篇有争议的影评。1960年，她曾经用“俗不可耐”和“居心不良”这样的字眼来评论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的《偷窥狂》（Peeping Tom）。1994年，她推翻了自己的言论，并表示：“如今，我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优秀之作。假如有来世，我一定要找到迈克尔·鲍威尔，向他道歉。”
任何一个影评人都不想做那个狠狠拒绝披头士（Beatles）的音乐制作人迪克·罗（Dick Rowe），也不希望把“皇帝的新衣”错认为萨维尔街（英国伦敦西区高级男子服店集中区）的高级成衣。影评人对于电影的见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挖苦与攻击，原因有二：电影是一门民主的艺术，每一代人对都电影有着不同的主张；电影是属于大众的艺术，不像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的专辑或乔治·布拉克（Braque）的作品展，只会在小范围内引起争论。
与歌剧和芭蕾这类高雅艺术不同，电影受到的关注更多。多数读者会选择相信一篇关于戏剧的评论，比如我说这位剧作家堪称皮兰德罗（Pirandello）第二，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我说，马修·沃恩（Matthew Vaughn）的最新电影《王牌特工：特工学院》（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各方面都糟透了，你看过以后马上就会找我争辩一番。
2006年，《卫报》（The Guardian）总结了影评人曾经的错误评论。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当时在《独立报》（Independent）供职，他对曾经评论《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纵观整部电影，我想说它实在太烂”十分后悔。而另一位影评家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也公开承认，他对《神奇四侠》（The Fantastic Four）的评价“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垃圾片”是失实的。而我想说，《赤胆豪情》（Rob Roy）、《一级恐惧》（Primal Fear）和《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都经历过不公允的误评，在二度观影后才重新被摆正。类似的例子远不止于此。曾经，我对《破碎拥抱》（Broken Embraces）的评价是“破碎”的吗？或许，我对《命运的错》（The Fault in Our Stars）的评论也有失公允。
AO·斯科特称：“从我开始写影评起，也许有那么几次，我在二度观影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影评略有偏差，可能是对一部二流影片过于严苛了，或是对一部佳片过誉了，但我从不曾完全否认自己首次观影后的体会。”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会认同他的看法，认为二次观影改变不了什么。实际上，这段话并不坦诚。很多影评人在二次观影后，完全更改了自己的影评，却根本不愿承认自己第一次观影后写下的观点。
当然，能让影评人和观众重温的作品，必然要具备某种吸引人的特质。20年前，尼古拉·巴伯（Nicholas Barber）曾如此评价比约克（Björk）的专辑《Post》：“这张专辑我听了十二遍才听懂，但是听第一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张专辑值得听12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