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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影评人该不该多次观影?

中国日报网爱新闻 尹丹丹 2015-02-16 13:35:55

一部电影在看过第二遍后,便会加深对其中一些谋划布局的理解。不过也有一些电影,比如 《性本恶》(Inherent Vice),再看一遍之后,可能反而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如果影评人愿意多看几遍电影,是否他们的评价就会更加公允一些呢?毕竟无论什么都不能一棍子打死对吗?

专业影评人该不该多次观影?

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在《性本恶》中饰斯波尔泰洛医生(Doc Sportello) 图片来源:华纳兄弟

坊间传言,要想真正欣赏和领悟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电影《性本恶》,起码得看两遍。该片导演埃德加·赖特(Edgar Wright)曾在Twitte发文称:“我也把《性本恶》(Inherent Vice)叫成《固定两遍》(Inherent Twice),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遍。”而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就此发问:“一些影片是否可以要求第二次观影呢?”

目前的舆论认为,《性本恶》只观影一次确实是不够的,这样的反响在意料之中。大家公认,像《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和《唐人街》(Chinatown)这样的电影,谋篇布局十分错综复杂,多看几遍加深理解自不待言。然而,《性本恶》预期的第一次观影效果却是要造成迷惑,上述说法也就无法适用了。毕竟,如果一部电影没有带给我们震撼,我们是不会二次观影的。而一旦我们知道了侦探小说中的案情是怎么回事,也就不会想要再看一遍了。所以,就算第二次观看《性本恶》的体验确实不一样,也一样难逃此理。

对观众和影评人来说,一次观影不足以完全理解一部影片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你不能强求一名对安德森电影不感冒的观众花12英镑和两个半小时再看一遍,哪怕他没有一次看明白。埃迪·墨菲(Eddie Murphy )曾经说过,那些真正你需要品味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食物。

影评人面临着逻辑问题和文化民主问题。一些国民性大报的影评人每周要生吞活剥地看完12部院线电影,假如他们对安德森的电影网开一面,那么也就得对别的电影手软。在《性本恶》上映的同一周,还有十部院线电影在上映,包括迪士尼动画大片《六大英雄》(Big Hero 6)和关于疯狂街头传教士(Manic Street Preachers)的纪录片《寂然无声》(No Manifesto),它们是不是也应该看两遍呢?

我是以一名不只看过一遍《性本恶》的影评人身份发问的。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首映会上,以普通观众的身份,就像在伦敦电影节上观看另外三部影片一样。最近,我又以影评人的身份将这几部电影重看了一遍。《性本恶》还是复杂难懂,《神秘跟踪》(It Follows)依旧梦幻,《旋风反转摔》(Whiplash)仍然令人兴奋,对于《狐狸捕手》(Foxcatcher)的结论也毫无二致。如果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影片热映数月之后,在一个冷冰冰的早晨,我在家里重看电影之后,有了什么不一样的感想,那我一定会把它提出来。

想要改变他人的看法是人之常情,除了在神父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如果一个影评人更正了之前对影片的误读,那这个影评人就会有被人说成“眼拙”的危险,到那时,他的所有影评都有可能被人喝倒彩。

《纽约客》(New Yorker)最知名的影评人波林·凯尔(Pauline Kael)反对需要多次观影这一观点。她举了一个例子:一次,为了确认《花村》(McCabe and Mrs Miller)真的有她在评论中说的那样好,她一晚上看了两次,还为此推掉了一个约会。“她这样做,是为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无论看多少遍,那就是一部杰作。”她当晚的同伴乔治·马尔科( George Malko)这样写道。

AO·斯科特(AO Scott)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名影评人,他对二度观影有着自己的见解:“我罕有机会可以在写影评前把一部电影看两次。我也曾经尝试一口气看两遍。我要和普通观众一样观看,同时,还要能够回顾自己的观影体验。这件事情做起来比听起来难,和双手弹奏钢琴那样后天修成的技术还有所不同。”

从专业角度而言,二次观影意味着可以修正你在第一次观影时的错误认知。《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乔·摩根斯顿(Joe Morgenstern)1967年为《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作评时,就不甚确定自己的影评,他在评论中称这部电影是“商业大烂片”,不过他自己也觉得这结论下得过于草率。而在他再次观影之后,他说:“我背上全是冷汗,想着:天哪,我这次看走眼了。”摩根斯顿曾与凯尔共进晚餐。凯尔是《雌雄大盗》的忠实粉丝,她也告诉摩根斯顿,他确实错判了这部片子。摩根斯顿于是公开道歉,并告诉他的读者:“我的影评是极为不公允和不正确的,我对此深表歉意,并为自己曾写下这样失误的影评感到抱歉。”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影视评论员狄丽斯·鲍威尔(Dilys Powell)也曾公开更正过一篇有争议的影评。1960年,她曾经用“俗不可耐”和“居心不良”这样的字眼来评论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的《偷窥狂》(Peeping Tom)。1994年,她推翻了自己的言论,并表示:“如今,我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优秀之作。假如有来世,我一定要找到迈克尔·鲍威尔,向他道歉。”

任何一个影评人都不想做那个狠狠拒绝披头士(Beatles)的音乐制作人迪克·罗(Dick Rowe),也不希望把“皇帝的新衣”错认为萨维尔街(英国伦敦西区高级男子服店集中区)的高级成衣。影评人对于电影的见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挖苦与攻击,原因有二:电影是一门民主的艺术,每一代人对都电影有着不同的主张;电影是属于大众的艺术,不像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的专辑或乔治·布拉克(Braque)的作品展,只会在小范围内引起争论。

与歌剧和芭蕾这类高雅艺术不同,电影受到的关注更多。多数读者会选择相信一篇关于戏剧的评论,比如我说这位剧作家堪称皮兰德罗(Pirandello)第二,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我说,马修·沃恩(Matthew Vaughn)的最新电影《王牌特工:特工学院》(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各方面都糟透了,你看过以后马上就会找我争辩一番。

2006年,《卫报》(The Guardian)总结了影评人曾经的错误评论。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当时在《独立报》(Independent)供职,他对曾经评论《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纵观整部电影,我想说它实在太烂”十分后悔。而另一位影评家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也公开承认,他对《神奇四侠》(The Fantastic Four)的评价“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垃圾片”是失实的。而我想说,《赤胆豪情》(Rob Roy)、《一级恐惧》(Primal Fear)和《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都经历过不公允的误评,在二度观影后才重新被摆正。类似的例子远不止于此。曾经,我对《破碎拥抱》(Broken Embraces)的评价是“破碎”的吗?或许,我对《命运的错》(The Fault in Our Stars)的评论也有失公允。

AO·斯科特称:“从我开始写影评起,也许有那么几次,我在二度观影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影评略有偏差,可能是对一部二流影片过于严苛了,或是对一部佳片过誉了,但我从不曾完全否认自己首次观影后的体会。”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会认同他的看法,认为二次观影改变不了什么。实际上,这段话并不坦诚。很多影评人在二次观影后,完全更改了自己的影评,却根本不愿承认自己第一次观影后写下的观点。

当然,能让影评人和观众重温的作品,必然要具备某种吸引人的特质。20年前,尼古拉·巴伯(Nicholas Barber)曾如此评价比约克(Björk)的专辑《Post》:“这张专辑我听了十二遍才听懂,但是听第一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张专辑值得听12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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