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6周时间，因为富兰克林和阿姆菲尔德公司的代理商要凑齐一艘船的奴隶，才会前往新奥尔良。为了节省成本，船上的每一寸地方都必须填满。为了前往新奥尔良的三周之行有利可图，到了10月份，代理商凑满了包括瓦特在内的所需要的135个奴隶。瓦特被挤到一个大概“棺材大小”的空间，便出海了。
在运到东部海岸的佛罗里达州附近之后，瓦特在新奥尔良港口上岸。詹姆斯·富兰克林是老板以撒克·富兰克林的外甥，受雇于此。他又将瓦特监禁了几天，再卖给福斯特尔。这笔交易收益不菲。福斯特尔便让瓦特在路易斯安那州自家的蔗糖加工厂(Louisiana Sugar Refinery)干活。同时，福斯特尔的银行将用于购买瓦特的抵押捆绑成证券，然后将证券卖给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家。福斯特尔所得到的额外收益用于投资新的蒸汽技术，这使得蔗糖加工厂产量比以往高得多。
每个人都从瓦特身体获得大笔的财富——瓦特本人除外。舍默霍恩强调，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被卖到弗吉尼亚州以外的地方后所失去的家庭；在几个月里，呆在疾病滋生的监狱和船上备受煎熬；他的一生在肥击打、嘲笑和鞭打，福斯特尔却可以从中为他的糖加工厂获得利益。我们根本上不知道瓦特发生了什么，然而，舍默霍恩告诉我们，“那个奴隶即便是死了，他的抵押贷款很可能还在。”
舍默霍恩还精妙地使用了其他叙述方式：企业家的创造力将奴隶贸易变成了一个暴利行业。一些叙述希望能展示诸如“垂直整合”、“启动资金”等现代企业理念早就早在奴隶贸易时期就出现了。像富兰克林和阿姆菲尔德这样的公司通过对美国国内奴隶贸易的许多方面进行控制，从而节省许多成本：他们不仅有中途关押奴隶的监狱，也在开办内部金融机构——性质类似于100年之后出现的通用汽车公司。其它的奴隶商贩通过作假来削减启动资金：一名境遇窘迫的纽约干货商人约翰·克来格·马尔什(John Craig Marsh)在19世纪20年代涉足奴隶交易行当，将奴隶从新泽西州偷运到路易斯安那州，而当时的新泽西州法律规定奴隶贸易是违法的。
在关于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一些新书中，另外普通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奴隶制下的资本家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帮助。尽管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坚持认为政府只是妨碍了自由贸易——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今天，政府普遍是一种束缚。奴隶制下的最成功企业家都知道，政府若能为他们的利益运作，那么政府就是他们最大的盟友。
舍默霍恩描述了政府的排他性契约让纽约汽船主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宏图大展”，而这仅凭他自己的竞争力是难以做到的。在1846-1848年间的美墨战争中，摩根的墨西哥湾海岸轮船公司（Gulf Coast）获得运送军队、供应品、邮件到得克萨斯前线的独家合同。这个合同不仅帮助摩根逼得竞争对手纷纷破产，战争本身为棉花种植开辟了新的土地。19世纪50年代，有将近10万名奴隶贩卖给德克萨斯州的棉花种植园主，40%的奴隶来自德克萨斯州以外的地方。摩根的轮船成为运送那些奴隶的主要工具，而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位年轻的新秀资本家。
然而，舍默霍恩在书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如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如此紧密相联，那为什么奴隶制被摧毁了而资本主义还能继续繁荣呢？舍默霍恩有时给人呈现出的是资本主义依靠奴隶制，这使得结果令人匪夷所思。舍默霍恩在书本的最后几页中暗示奴隶制灭亡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短命的南方邦联政府所作出的差劲决定，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由于英国官员不承认美国南方的邦联政府，为了予以报复，他们就阻止棉花出口。他们不知道英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就囤积了大量棉花，可以支撑到美国内战的结束。再者，他认为，废奴运动作家赢得一场意识形态的战役，使得奴隶制变成道德上的恶魔，这使得绝大多数的北方人认为他们不需要奴隶制。
然而，如果北方的经济与南方奴隶制息息相关，那么北方的资本家不得要发起一场更强劲的战役——或许会为一个公众的运动捐款，至少与废奴运动一样？我们不知道这种假设的结果。正如舍默霍恩所说的，绝大多数的北方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奴隶制。
不过，我觉得历史学家唯有抓住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真正本质，才能给出更具说服力的答案。或许奴隶制需要资本主义才得以生存，而资本主义则不然。毕竟，查尔斯·摩根的轮船公司曾经一度依赖贩运奴隶为业，而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仍旧运营良好。正如贝克特(Beckert)所说的，棉花生产在奴隶制废除之后长久地繁荣。英国资本家在印度、亚洲及中东这些新殖民地发现了剥削农民劳动者的方式，倒没有引起公众相似的愤怒。简言之，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二者的结合中，彼此并非平等。奴隶劳动者对资本主义而言只存在一时的价值，不必对他们过去产生的价值有所留恋，资本主义依旧可以潇洒地继续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