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文学作品带来的并非只有逃离现实的刺激，它已经成为鼓励年轻人进入科研领域的跳板。多年来，在美国学界，学生对STEM课程（科学，技术，建筑，数学）的兴趣逐年下减。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结果显示，美国学生在科学方面的能力表现排名仅为第20名（共34个国家参与）。但目前，从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到剑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Cambridge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海内外的许多大学都开设了“气候科幻小说”的相关课程。今年早些时候，来自霍利奥克大学（Holyoke）的几位学生，为研究巴斯加卢比的获奖小说《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中的基因工程概念，提取出了草莓的DNA。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气候科幻”课程的学生就经常用他们的班级博客来分享科学新闻，并在书评中引用各类科学文章。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博客中坦言：“其实，面对大量的科技专业术语，我经常不知所云，感觉自己智商不够用。”之后这个学生发布了一篇关于阿特伍德小说《洪灾之年》（Year of the Flood）的书评，内容详尽，探讨气候变化怎样影响多个农业领域，并讨论了其中涉及的化学原理。
STEM课程使学生们望而生畏，然而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却能产生实效，鼓励更多学生投入STEM领域的严肃研究。由文学和创意写作轻松入门，《一次一个词拯救地球》（Saving the World One Word at a Time）的作者艾伦·斯扎伯说道：“对于那些自以为对科学没兴趣的学生来说，科学也变得能够理解了。”他曾提出一种观点，“气候科幻”类文学作品具有将环境问题私人化、去政治化的能力——少把气候变化视作一个毫无人性的话题，反而能最终启发人们实实在在的行动。泰德·豪威尔（Ted Howell）在天普大学教授“气候科幻”课程，他称，宣传气候变化的传统方式对于他的学生已不再适用。“一旦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基本知识框架有了大致理解，便不想再研读关于全球气温是上升2%还是4%的资料——他们想知道的是该如何应对。”豪威尔说道。
豪威尔的观察与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十分相符。此研究探讨的是，与阅读关于气候变化因果的纸质材料比起来，气候科幻体验（实验以颇受欢迎却存在科学漏洞的末日主题电影《后天》为例）是否能激起参与者更强的反应。实验后，受访人群都表达了他们对于气候变化的积极转变。不过，观影者表现出的对改善社会行为以缓解全球变暖的意愿更为强烈。
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相信气候科幻小说的潜力。2014年，气候信息网的创始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就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他担心这类科幻小说只会加强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而不能改变任何人的观念。“不信气候变化的人只会把这些故事当作证据，证明气候变化是虚构的，作家们为了达到戏剧化效果而夸大其词，”他说道，“已经相信气候变化的人会被故事吸引，但那些夸张的末日故事套路又可能会使他们偏离气候变化的议题，甚至于将问题物化。”
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把气候变化放入小说故事中，可能会减少读者对现实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感，或是将之简化为没有现实补救措施的模糊概念。天普大学课堂里的学生表示，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我们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有效措施需要涉及一系列生活方式上的实质性改变，并会因此在金钱、权利和影响力上有所牺牲时，我们就会感到泄气。”豪威尔说道。虽然失望，但也并非毫无希望。他表示，这些不确定性也能帮助我们强调改革的巨大潜力。
而挑战也在于此。“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金索沃尔在小说《逃逸》中写道，“只能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故事本身并不是解决方案，但它们能激励我们去行动，这也许就是气候科幻小说的呼声为什么在年轻读者的心中这么有地位。作为明日的科学家和领导人，他们最有可能解决好前辈们未能完成的任务，解决好气候变化问题。气候科幻小说，与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一样，所呈现的前景似乎都是一片凄凉。但在这些骇人的预言中，还藏匿着希望，现在改辕易辙也还为时不晚。正如阿特伍德在《疯狂的亚当》中所言，“人们需要这类故事，因为不管前途多么黑暗，有声的黑夜总是好过无声的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