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北京城发生了一件令世界瞩目的事情：紫禁城的神武门城楼上挂出一块青石匾额，上面是时任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先生手书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这一天，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此事被时人赞誉为“辛亥革命未竟之事业”。
几百年来帝王居住的宫苑禁地，第一次向大众开放。从此，明清皇宫内廷禁地的原状，集中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建筑群，庋藏深宫、曾仅为一人所独享的大量艺术瑰宝及文物，以完全不同的面貌一一展现在广大民众面前。封建王朝独据紫禁城、老百姓不得靠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生命的故宫
翻阅故宫博物院90年来的记载，有一个词深深印在了记者脑中——典守。典守，就是“主管、保管”。可是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对故宫人来说，却是一份重如泰山的职责，是一份需要用毕生精力甚至生命来恪守的职责。
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始终休戚与共。抗战期间，为确保文物的安全，从1933年2月开始，故宫人守护着1万余箱国宝先后南迁华东、避地西南，行程数万公里，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建立了南京分院等机构，其间做了多次国内外文物展览。谱写文化抗战壮歌的他们说：“只有被侵占的国土，没有被侵占的文化。”
庄灵，台湾著名摄影家。其父庄严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第一批故宫文物南迁的押运者和负责人。从1934年开始，庄严就带着家眷与同人一起护送故宫文物一路南行。抗战爆发后，庄严等人护送着最重要的80箱文物继续向西南转移。到1938年，国宝迁到贵州，此时庄灵出生了。从此，庄灵便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告诉记者，父亲及故宫同人把文物看得比性命还重，南迁路上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14年里，百余万件南迁文物，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没有丢失一件，也几乎没有毁坏。正是因为有了庄严这样恪尽典守之职的故宫人，才创造了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典守——保护好紫禁城建筑及其文物依然是故宫人的中心任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留任的马衡，到在任时间最长的吴仲超，再到仍健在的张忠培、郑欣淼，以及现任单霁翔，每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视保护古建筑和文物安全为故宫博物院的生命、视维护古建筑和文物的完整为故宫博物院的使命。
学术的故宫
对传统、对历史的尊重与珍爱，是故宫人的一种精神，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代故宫人，化作呼吸、融入血液。看重学术，是故宫人尊重与珍爱的方式。
近几十年，随着故宫博物院业务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学术研究更趋活跃，故宫博物院新一代学术群体正在迅速生成。特别是前院长郑欣淼在2003年提出的“故宫学”，在学术界举起一面鲜明的、高高飘扬的学术旗帜，把原本较为个人化、零碎的故宫学术研究进行整合，使之更加具备学术上的整体性、体系性和系列性。10年之后，2013年10月故宫研究院成立。它既是对故宫重视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又是对时代需求的很好呼应。
截至2015年7月，故宫研究院已形成一室十四所的建制规模。这是一个新型的、开放的学术平台，院内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只要受邀参与相关课题研究，就可以不受组织机构的限制，使用故宫的相关学术资源。这种开放，正是缘于故宫人对传统、对历史的尊重与珍爱；这种开放，打破长期的条块分割，在研究资料、人员、信息等方面实现社会共享，集中力量共同攻关；这种开放，为全国其他博物馆作出表率，打破“自留地”意识，在更宏观的视野中认识到藏品的文化意义，能进一步释放文物诠释文明的巨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