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一般都负责采访记录。几十年来，这位作者兼调查记者用俄语写作，借平凡百姓之口，笔叙祖国白俄罗斯的欢喜与苦难。不过10月8日，在瑞典学院宣布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她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委员会大赞其“复调书写”，称其作品“是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丰碑”。这则消息是对全球非虚构类作家的肯定，更向我们证明：事实可以比小说更伟大——至少在阿氏等作家笔下，情况确实如此。
阿列克西耶维奇出生于1948年，她的成长从未远离过卫国战争（指二战期间苏联反抗纳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侵略的战争）的炮火与砾石。白俄罗斯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失去的子民数量最多。她父亲的两位兄弟就因此再也没回过家。她在处女作《战爭的非女性面孔》（War’s Unwomanly Face，另译《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战争中没有女性》，1985）中写道：“我们不曾知晓没有战争的世界会是哪般模样，战争的世界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世界。”这本书记录了来自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年轻女性抵抗纳粹的故事。当阿列克西耶维奇找到这些女英雄，有机会坐下来与她们聊天时，她们或已成为苏联受人尊敬的会计和老师，或已成为幸福的妻子和母亲。起初，很多人都只是重复着千篇一律的英雄和胜利故事。通常她得花上好几天，在素未谋面的战争亲历者家中喝喝茶，录上几米长的磁带，她们才会真正开口。那时，她们“回忆的不是战争，而是她们的青春”。这些女性从不宏大叙事，她们聊的全是日常经历。比如，一位女士想起了她当时为了参军剪短头发的故事。还有一些人为能分享她们的故事，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在《锌皮娃娃兵》（Zinky Boys，1991）一书中，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提笔又叙战争年代。该书记录了一位在苏联战争（始于1979年）中丧命于阿富汗年轻士兵，被安置于锌皮棺材运回国的故事。一位妇女告诉她，“这是一场母亲的战争”。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俄罗斯境内那些无名士兵的坟墓，仍在脑海中时隐时现。
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1997）一书中，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描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苦痛经历，有人称其为“战争中的战争”。1986年，核电站爆炸，事发十年之后，她完成了此书。书中描绘了一幅寂寥衰败之景。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爆炸只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但这场灾难却让其他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他变得和原来不一样——我每天见到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位消防员的妻子如此回忆道。她看着他脱皮，脱发。护士警告过她，不要再睡在他身旁：“人已经变得不像个人，几乎是个核反应堆。”文字简洁，可是情感却溢于字里行间，读起来颇有祷辞的味道。即便是在最绝望孤寂之际，文章也点缀着让人不禁苦笑的斯拉夫式幽默。一位书商就曾不顾旁人劝阻，执意宣传并推广阿氏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成果，认为不管怎样，人们都会买她的书，“有些人买是因为他们的丈母娘，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老板”。
在所有的声音中，还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一直贯穿在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的作品中。一位曾经保家卫国、抵抗纳粹的娘子军鲜少谈及她的过去。那位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丧生的消防员，也永远没有了声息。他的妻子说：“我再也没听到过他的声音，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过。”士兵们都安静地躺在他们的锌皮棺材里。最后，其中有位母亲想到：“为什么大家都要保持缄默呢？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谁干的？为什么他们没被审判？”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大多数时候也都保持着沉默。她的天赋，是让别人开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接完这通来自瑞典的获奖电话后三天，10月11日，就是白俄罗斯大选的日子，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再次当选总统。自1994年来，他一直连任总统。自奖项宣布以来，不少问题都集中于政治方面。10月8日，她向明斯克记者透露，“他们假装我不存在”。她说的“他们”，指的就是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们（卢卡申科已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向她表示祝贺）。自苏联时期开始，阿列克西耶维奇女士的作品就让她与政府间麻烦不断，不少人将其视为白俄罗斯反对派的精神偶像。不过，她赢得这次诺奖，靠的可不是她对政治的触及，而是她记录贫民百姓时的关切。她的这尊诺贝尔奖奖杯，将确保全世界都能听到这些沉默者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