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绘制学是艺术与工艺的完美结合——不过，地图真的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客观吗？阿拉斯泰尔•苏克（Alastair Sooke）带我们探索了那段其实并不靠谱的制图史。
像其他人一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地图。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去英格兰西部的多赛特郡度假，住在海边的小屋里。小屋墙上有一幅英国国家测绘局（Ordnance Survey）1963年绘制的大大的地图，涵盖了附近的区域，地图上6英寸代表实地距离1英里（比例尺为1:10560）。
在那些令人沮丧的雨天——英格兰的夏季本就多雨，我就呆在屋里研究这幅黑白平面图，惊叹于这个用标记和符号组成的复杂系统。
即便是今天，每当要去郊野漫步时，我仍然喜欢带上一份英国国家测绘局的探险者地图。比起智能手机上的软件，带份地图更让人觉得可靠，因为手机容易没电或没信号。
接下来我要讲的也是些关于地图的事：准确来讲，是关于制图的事。地图总给人客观、权威的感觉——是一种能方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准确定位自身位置的科学工具。确实，英国国家测绘局作为英国著名的绘图机构，至今仍为他们所绘地图的全面准确而自豪。
《The Dauphin Map of the World》给人感觉更像一幅艺术作品，而不是一幅准确反映地形的地图。（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
如今，英国国家测绘局已经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数字集合地，汇集了规模庞大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他们的所有地图都来源于“英国标准图”（Master Map of Great Britain），里面包含了超过4.6亿种地理特征，并且还在持续更新——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每天更新超过1万次——由270人组成的勘察员队伍利用GPS技术完成。
“我们的测量精确到厘米。”部门主任伊莱恩•欧文（Elaine Owen）说。他指出，供卫星导航设备使用的这些强大数据都来源于这些原始资料图。“我们的数据库是现今世界上最详细、最复杂的地理空间数据库。”
有失偏颇？
9月底，一本名为《地图：探索世界》（Map: Exploring the World）的新书由英国费顿出版社（Phaidon）出版。书中认为，地图不一定像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可靠和客观。在我们看待历史地图时，情况更是如此。它们中有很多都是艺术佳作，但通常更多反映的是制图员的个人想法，而不是他们所应记录的版图。
中世纪绘制的地图，比如赫里福德大教堂的古世界地图，把耶路撒冷放在中心位置（图片来源：赫里福德大教堂/科比斯图片社）
中世纪的世界地图，通常都会把耶路撒冷置于最中心的位置，以彰显其在基督教中的思想至高地位。14世纪赫里福德大教堂（Hereford Cathedral）的古世界地图（mappa mundi）就是一个经典例证。
1815年，地质学家威廉•斯密斯（William Smith）编绘了最早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现代地质图，十分精美，他的制图初衷与前人有所不同。几十年的地质工作让他对于区分岩层和化石的宗教解释产生了怀疑，于是便觉得有必要绘制世界上首张国家地质图。他用20种色彩，手工勾画了岩石层，这也标志着科学必将改变19世纪将基督教置于中心地位的固有教条模式。
很多地图都会让人联想起某种特定的文化，例如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地图，用棕丝把贝壳固定在树枝上，来标记岛屿的位置、洋流，以及海浪的起伏。
楚科奇人19世纪70年代制作的海豹皮地图，现收藏于牛津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它是一张地图，同时也是一种生活上的百科全书。地图中收录了各种象形文字，有海象、捕鲸船、皮艇和萨满巫师，生动展现了打猎追捕的场景和村庄里的日常生活，是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迹——东北亚楚科齐半岛的人们从阿拉斯加州乘船穿越白令海峡。
哈利•贝克1931年绘制的伦敦地铁线路图，正应和了时代迫切需要革新发展的势头。（图片来源：伦敦运输博物馆）
1933年，哈利•贝克（Harry Beck）简化了伦敦地铁线路图，为20世纪早期英国追求发展、革新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范例。与此同时，一向一本正经的英国国家测绘局也开始放松了——“20世纪上半叶，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英国国家测绘局才真正开始扎根于公众的印象里，并深受喜爱，成为了远足的代名词。”《一个国家的地图：英国国家测绘局传》（Map of a Nation: A Biography of the Ordnance Survey）作者瑞秋•希威特（Rachel Hewitt）说，“而深获喜爱的理由，就归结为便捷、易携带且精美的设计，让其成功打入了英国民众探索如画美景的文化热潮。”
“最后一块尚未开拓的领域”
如今的动态地图制作人不太关心两点间的距离和实际物体，相反，他们会利用网络和各种连接手段，包括实时的、全球通用的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信息每秒都在变更。通过这种方式，无数图表呈现在他们面前。这些新的地图反应的是时代的聚焦点——是这个“信息时代”。
索尔•斯坦伯格作品《从第九大道看世界》就像一张地图，把曼哈顿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图片来源：索尔•斯坦伯格/《纽约客》）
有时，艺术家也会在创作中讽刺我们对地图固有的依赖与错误认知。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的《从第九大道看世界》（The View of The World from 9th Avenue），1876年刊登在《纽约客》杂志封面上，称得上是一幅臭名远昭的“地图”。作为前景，曼哈顿的地位至高无上，背景是一大片旷阔之地，从哈德逊河一路向西直至太平洋。整幅画勾勒得极致洒脱粗略：以墨西哥和加拿大为例，在地图上不过左右分布着的两块空白的小碎片。斯坦伯格以如此打趣的视角，只想告诉我们，世界上某个人单一的角度可以如此狭隘。
人类连接组项目展示的脑白质网络结构图，被称为地图绘制学中“最后一块尚未开拓的领域”。（图片来源：www.humanconnectomeproject.org）
据说许多专家认为，我们正处于地图绘制学的黄金时期。“我喜欢人类连接组项目（Human Connectome Project）展示的那幅脑白质网络结构图。”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地图史学家约翰•赫斯勒（John Hessler）说，他曾为费顿出版社发行的新书写过序言。
“正是这些‘公路干线’和‘电子网络’与灰质相连，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行动。在我看来，这是地图绘制学中最后一块尚未开拓的领域——我们自己最真切的映射，代表着不同于其他人类历史时期的一个绘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