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出发，这个道德难题便能更好地为人所理解。
1941年12月11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宣布对美国发动战争。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杂志面向读者发布了一项投票，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杀死婴儿时期的阿道夫•希特勒。10月23日下午，杂志在推特（Twitter）上向世人公布了投票结果。
我们询问了@nytmag 读者：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杀死婴儿希特勒，你会这么做吗？（你的回答是什么？）pic.twitter.com/daatm12NZC
——《纽约时报》杂志（@NYTmag）2015年10月23日
我个人是拒绝的。
这个基本道德问题——你是否愿意杀死一个婴儿来拯救几百万条生命？——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婴儿车问题”的一个更加戏剧化的版本。婴儿车问题是一个思想实验，参与者需要决定，是选择任由风驰的婴儿车杀死五人，还是改变其方向，杀死婴儿。正如10月初，我的同事劳伦•卡西尼•戴维斯（Lauren Cassini Davis）所探究的那样，这个道德难题有其自身的缺点和局限。但即使是放在这么极端的背景下，我也不允许自己去支持杀人，更别说亲手杀人。
不仅如此，除去杀婴外，理论上还有很多实际的替代方案可以防止希特勒上台。比如说，你可以绑架这个婴儿时期的极权主义者，然后把他送到澳大利亚的一家孤儿院，这样他就永远不得在德国掌权。或者，你也可以阻止他的父母见面，让他根本就不会出生。（给哲学家出一道问题：改变历史来阻止某人出生也算是谋杀吗？）
但是，我之所以不会杀死、流放或以其他方式除去希特勒，主要是出于历史角度的考虑。我承认，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证伪的，但是希特勒不存在就可以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大屠杀（the Holocaust）的发生吗？对此我深表怀疑。
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非凡的人物，可以说，20世纪的进程就是围绕他1933到1945年间担任德国总理时期的行为进行的。只不过，他的阴险、邪恶也许让我们忽视了当时德国社会的整体趋势。希特勒并没有发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虽然事实证明他非常善于利用这些获取政治权利。同时，他也不是第一个持有民族统一主义态度的政治人物，声称另一国家的领土属于德国人民的不止他一人。
支持将希特勒从历史中移除的最有利论据就是大屠杀，因为它与希特勒的存在直接相关。大屠杀的具体机制——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水晶之夜事件（Kristallnacht）、行刑队（death squads）、毒气室、强迫游行等等，无疑都是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犯下的暴行。如果没有希特勒，这些事很可能都不会发生。暂且不论其他因素，在希特勒和大屠杀之间做出选择倒是件简单的事。
但是，只专注于希特勒对大屠杀的直接责任，却会让我们忽视20世纪更令人不安的真相。将他从历史中抹去，也不会消除那些助他上位的潜在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在他掌权之前，优生理论已经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反犹主义也浸染了公民话语权和国家政策，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种族等级和种族隔离这样的观念影响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思想。只看到希特勒在大屠杀中的中心地位，也让我们忽视了成千上万个大屠杀的执行者，这些人遍布德国和被占领的欧洲，来自于大屠杀之前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这样一个经济萧条和科学种族主义的背景下，即算换成另一位德国领导人，即使他避免采用希特勒的世界观或方法，恐怕也还是会走向一个类似的种族灭绝的结局。
排除大屠杀的因素，将希特勒从历史中抹去也是一场豪赌，以我们所能想见的最高赌注。任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理论性尝试都必须考虑当时可能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战争产生的经济和军事影响，英法就能更好地防止非殖民化，或者至少能更好地用武力抵制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吗？四年灾难，两千七百万人死亡、成千上万座城镇被毁，但是苏联还是迅速恢复，甚至崛起为超级大国。如果战争对它毫无损伤，它会不会在1945年变得更加强大、更具侵略性？而日本会不会保住占领区，甚至在侵华战争（希特勒掌权前就开始了）中取得更多胜利？
将希特勒从历史中抹去也是一场豪赌，以我们所能想见的最高赌注。
与此同时，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美国所处的地位也许就会弱得多。战时动员使美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了一倍，在德国和日本投降时，美国占据了全球工业产能的一半。史上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之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洲际公路系统，都是美国参战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美国将会变得难以辨认。
也许，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的崛起迫使欧洲的许多顶尖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逃到美国需求庇护。他们当中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等等。因为惧怕希特勒的野心，而且已经掌握了德国正在进行自己的核计划的信息，爱因斯坦和西拉德于1939年说服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发布“曼哈顿计划”（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的代号）。玻尔、费米、西拉德和一众欧洲科学家因此参与进来，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批核弹。
如果这些人都留在了欧洲，又会怎样？如果费米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研发了第一个核反应堆，而不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足球看台下，又会怎样？如果说，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爱因斯坦给德国领导人写信，警告他苏联或大英帝国正在研制核武器，又会怎样？如果原子弹不是用来结束战争，而是用来开启战争，又会怎样？
这些问题应该能激发两种感情。第一种是谦逊。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没有希特勒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坚持说“将希特勒抹去历史会变得更美好”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世界失去他，也有变得更糟糕的可能。确实，近些年发生的事件应该让我们质疑自己的能力，我们也许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人类活动的进程。布什政府（Bush administration）天真地认为，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就可以给缺乏自由的中东地区带来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然而，它带来的却是区域不稳定、种族清洗、内战和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二种是解脱。我们生活在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暴行仍然在发生，但是在大部分国家，人权都是一个规范性价值，即便人权保障还做得不够完善。冲突还在发生，但是超级大国之间已经70年没有爆发过世界大战。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依然存在，但战前殖民主义和大屠杀的已基本消失。这一切不是当时纳粹德国为之奋斗的未来。将希特勒从历史上抹去，就等同于我们要冒险改变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他输了。
我的观点或许还不够准确。如果你另有想法，或对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诠释，我很愿意倾听。我们的邮箱是：hello@theatlant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