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拉•韦伯斯特》是一本悲怆之书，动乱之书，更是托宾写给爱尔兰的一封情书。
图为60年代末的爱尔兰。与乔伊斯一样，托宾“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观察入微”（图片来源：阿拉米）
在爱尔兰，最著名的“诺拉”当属乔伊斯的妻子与灵感缪斯——诺拉•巴纳科（Nora Barnacle）。无独有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以（Nora Webster）命名新作，不仅是对爱尔兰的礼赞，更是对乔伊斯（James Joyce）的致敬。综观爱尔兰文坛，乔伊斯无疑是人们心中的巅峰。
小说背景设在上世纪60年代末，爱尔兰政局动荡，与英国的军事冲突初显端倪，清寂的边陲小镇已隐隐蒙上了“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的不祥之兆。不过，托宾笔走偏锋，以一名坚强自立的寻常妇女为主线，刻画了人过中年的丧夫之痛。丈夫莫里斯•韦伯斯特（Maurice Webster）是诺拉的“一生所爱”，生前为中学校长，不幸离世。面对艰难时世，悲痛不已的诺拉不得不自立起来。
与《布鲁克林》（Brooklyn）一样，托宾新作主人翁依旧是女性，母题也依然是逃离，不过，亲人过世却是《诺拉•韦伯斯特》中的新元素。《布鲁克林》中的艾丽丝•莱西（Eilis Lacey）起初前途茫然，背井离乡后方才找到生活的意义，新书主人翁诺拉•韦伯斯特同样性格倔强，聪敏过人，疗愈心伤的经历却比前者跌宕得多。在托宾看来，死亡是比逃离更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2009年《布鲁克林》出版之际，托宾就表示：“读了约翰•麦加亨（John McGahern）后，我才意识到，同一母题是值得一写再写的。”《诺拉•韦伯斯特》可以说是《布鲁克林》的续篇，字里行间充斥着作者对爱尔兰的记忆与想象。不过，本书中的诺拉几乎不曾迈出国门半步，哪怕唯一那次跟着旅行社游览西班牙，她也完全受不了那股“既诡异又浑浊”的洋味儿。和多数镇民一样，诺拉习惯了千篇一律的小镇生活，终日听牧师祷告，与邻居拌嘴，直到丈夫的离世让她悲痛不已，性情大变。邻居们无休无止的慰问让诺拉心烦意乱，深陷丧夫之痛的她竟愈发想“逃离”这座小镇。
不同于艾丽丝•莱西的漂洋过海之旅，诺拉在歌唱中寻到了慰藉。托宾以极简之笔写道，音乐为诺拉的生活“带来了曙光，带来了希望”。同时，作者引经据典，以精妙之笔刻画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爱尔兰。当然，提到爱尔兰文学，不得不提到乔伊斯，即便是托宾之辈，也难掩乔氏风采。相较于《布鲁克林》，《诺拉•韦伯斯特》在细节处理上逊色许多。简单说来，作者话语时常匿现于叙事之间，无疑成了双刃剑。
生于爱尔兰东南边陲的托宾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也无怪他多次将小说背景设在爱尔兰小镇。那里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刻在作家的骨子里，哪怕时时背井离乡，选择在小说中回归亦是一种慰藉。与乔伊斯一样，托宾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观察入微”。他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家名为吉布尼（Gibneys）的当地企业，是“小镇商业的命脉”。当诺拉结束旅行，回到公司会计部上班，便闹出了不少笑料与麻烦。
除了乔伊斯，小说家、诗人约翰•麦加亨也工于描写爱尔兰生活，后者可谓托宾的文坛偶像，因为他擅长“以简练之言，道世事真理”。在《布鲁克林》中，托宾将麦加亨式的极简主义文风发挥到了极致。但此番写作手法在《诺拉•韦伯斯特》中却不尽适用，一来因为托宾对新作素材实在驾轻就熟，二来因为小说中的军事冲突不容轻描淡写。
小说中，托宾先以寥寥数语，带出“天主教民权运动”。虽然书中不乏反对声音，“我才不参加那破事儿呢。明明就是有去无回嘛！”可在多数历史小说家看来，文学终究无法“以简练之言，还历史真相”，比如小说还提到，英军采取“警棍警告”后，年轻的查尔斯•豪伊（Charles Haughey）就打响了反抗英国部队的第一枪，“血色星期天”终于降临。（注：“血色星期天”的起因是北爱人民不满英国政府未经审讯便予以拘留的不人道做法，决定在1月30日这天举行一场游行。然而整场运动如何升级为流血冲突，仍是一个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主人翁诺拉•韦伯斯特带着两个儿子，康纳尔（Conor）与口吃身残的多纳尔（Donal），经历了一场场生离死别。托宾的笔触在个人悲戚与家国存亡间肆意游走，可见其功力非凡，而诺拉的个人命运也恰恰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爱尔兰动荡的缩影。
《诺拉•韦伯斯特》既是一本爱情小说，也是爱尔兰当代小说大师科尔姆•托宾写给本国读者的一封情书。同时，托宾过人的笔力也赋予了小说普世的味道，他国读者或多或少也能产生共鸣。小说结尾，诺拉烧掉了亡夫的信，因为“它们属于过去”。作者至此也将主旨全盘托出，历史只是个遥远的国度，与其懊悔终生，不如放手过去。如同书中反复写道的，放手过去的不二法门，便是迎头向前，直面当下。
本文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
书籍链接：《诺拉•韦伯斯特》科尔姆•托宾著，柏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原文选自：《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