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文化领域，“文化遗产保护”依然是今年两会的热点，受到两会代表的关注与讨论。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保护上，目前都面临着不小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连辑谈到：“我国非遗领域比较宽泛，在数千年历史各不同社会阶层中形成的各种非遗类型，例如民间艺术、生活习俗、行业手工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都涵盖其中，也都处在不断地消亡和工业化冲击中，急需抢救和保护。”
莫高窟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表达了城镇化进程对文化遗产消极影响的担忧：“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请一定对文化遗产‘手下留情’。”这位已经做了50多年莫高窟研究的专家不断强调，文化遗产的开发要保护先行，不然失去根基，也不可持续。令樊锦诗感到遗憾的是，古建名城重修重 建的越来越多，但欣赏的人越来越少。而最近十几年间，古村落逐渐凋敝消失，“村落都消失了，何谈留住青山绿水，何谈留住乡愁？” 樊锦诗说。
地方只想着赶紧修好建好，就可以收门票拉动GDP了，把文化古迹背后所承载的历史给“开发”没了。但文物珍贵而又脆弱，一旦被破坏了便不可复制。樊锦诗表示，地方政府应该改变思维，不要把保护和利用对立起来，应该遵循“保护第一，利用有度”的原则。“你要利用，首先它要在啊”。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两会代表们给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路：
一、以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致公党中央提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促进旅游提档升级的建议：1、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力度；2、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旅游中的非遗文化特质；3、提升非遗品质，走“开发中保护”之路；4、加大市场营销策略研究，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效益。
二、引导社会和民间力量加入到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连辑：针对部分非遗项目出现断档、断代的现实困境，连辑表示，非遗传承需要全社会、集体性的觉悟和意识，“非遗所有的传承体系、内容都是个体的、家族的，没有办法通过行政命令去指挥、解决。国家需要加强对非遗的重视程度，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挖掘文化产品的自身价值，需要由政府牵头和社会合作起来。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很有启示借鉴意义，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政府挖掘文化价值，做到有序传承。”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李晖：要“引导民间力量”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从传承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不失为一计良策。
反观国外，其实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都有民间力量参与保护文物。一方面是个体民众自发参与，另一方面是民间机构、公司赞助以个人名义收藏、整理、保护各种文物。世界著名的私人博物馆，如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等都采用这种模式。这些私人博物馆不但承载了独具个性的文化，还在文物方面填补了政府的空白。
2012年7月，华远千年古城墙事件发生时，就有专家提到学习西方的模式。当时那段记录了长沙五代、宋代、明代时期历史的古墙，除部分墙砖以及出土器物备考人员搜集保存外，其余考古遗迹均未保留。业界人士认为，在经济利益和文物价值的冲突中，如果企业能以私人的名义保护这段城墙，通过开发利用，形成规模，不但能弥补公共部门在这方面的不足，还能给企业带去经济利益。
同时，李晖也谈到了文物保护的立法问题：要引进民间力量保护遗产，并非说说就够了，最关键的是需要有完善的文物法。文物的所有权如何界定、保管权如何区分、收益权如何分配，这些都是民间力量能否起到保护作用的关键。此外，还需要政府部调整思路、转变观念、引导鼓励、开放共赢，于此才能真正地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传承中华文明的血脉。
三、引导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
连辑：“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表达方式，在经过整个人类社会交往、合作的过程中，文明内涵愈加复合化。经历过汉唐盛世、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化昌盛，到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地位不断下降，再到今天中华文化重新起航走向世界，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发展规律，或者是一个新的历史进程。”
分析其原因，连辑认为，中国国力持续增强，成为中华文化风行世界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远远高于前三十年，或者解放后这几十年。“近代中国挨打落后的历史，导致部分学者和国人将其归罪于我们文化的羸弱，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中华文化的久远、古老和体系性，独树一帜，自信增强了国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和兴趣。”
“中华文化自身的科学性、成体系性和完美的审美结构，无论在服装、家具、绘画、书法、瓷器等哪个艺术样式物化的门类里面，都含有极深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连辑表示，西方将中华文化界定为一种精致文化，正是因为中国输出国外的各种产品，其精美程度超乎常人想象，而这种精致实际上是国人精神、思维、文化的一种缜密性的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