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后，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法官在演讲中哽咽。（照片：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欧洲新闻图片社）
对于愤怒的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比如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看到的。但与之相比，人们常认为眼泪来表达出来的激情更具威胁力。他的愤怒与哭泣是完全不同的情绪概念。特朗普不仅没有被挤下台，他的滑稽与古怪似乎反而越来越激起其他竞争候选人爆发自己的信念。想象一下，倘若每一个候选人都热泪盈眶地参选总统，那么竞选场面将变成什么模样？
眼泪哗哗直流也许会让一位政客显得更有人情味，但这背后似乎也隐藏着挥之不去的威胁。或者我们宁愿这只是一场表演，而不是真实的情感流露，宁愿这是刻意的安排而不非自发的情感表现。毕竟这样的情景之下我们有责任：敬畏政客的眼泪。但敬畏些什么呢？
以加兰为例，他最近在接受奥巴马的提名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哽咽了。人们认为他是“情绪激动”，也就是说他几乎全程都哭了。把哭泣与“情绪激动”等同起来，这种想法很可笑，仿佛没有其他的情感表达一样。情绪激动通常用来形容女性。但现在形容的是一个被提名者，在向他妈妈、妹妹、妻子及女儿宣誓。
如果我们回到荷马（Homer）那时候，他笔下的阿基琉斯（Achilles）为帕特洛克罗斯（Patroklus）而哭泣，这被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卡劳狄斯（Claudius）在宫廷里与哈姆雷特（Hamlet）的对话也有提到：
（这）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
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
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
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
既然
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
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
介介于怀呢？（朱生豪译）
公众人物当众落泪相当于软弱。这表明一个人信念不够坚定、思想对立，必须被制止。人们认为倾向于悲伤的情绪很容易发展成为愤怒，也就是私自执法的源头，这对法律秩序是很大的威胁。阿基琉斯与哈姆雷特就是这种情况。
古希腊早期的一些法则中就有提及“哭泣”一事。希腊人禁止恸哭，他们把这看作是对城邦的一种威胁，尤其是在冲突不断的年代，对于重建道德更是一种危险。正如普鲁塔克（Plutarch）（希腊历史家）所说：“不法之徒必将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被怯懦与柔弱的情感击败了。”
据古典主义者尼科尔·罗劳克斯（Nicole Loraux）所说，最危险的不是哭泣的男人或者政客，而是哭泣的母亲。她们很可能一直沉浸在泪水当中，无法认识到城邦最需要的是什么，尤其是在城邦需要战士、领导者以及守法公民的时候。这些哭泣的母亲被留在家里，没人能看见。讽刺的是，不仅加兰的母亲“在家把眼睛都哭肿了”，加兰自己也在演讲中展露泣容。
既然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这种认识，肯定有它的道理。加兰流着眼泪，强有力地谈及法律，把激情与对家庭的感恩一致地表达出来。想起帮派暴力和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的爆炸案调查，他说“如果人们藐视司法制度，自私执法的话，这样的灾难就会发生。”
历史上，人们认为哭泣与爱家的人不符合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标准。悲伤的情绪应该隐藏起来，远离公众，就像战士的遗体从海外战场回到祖国一样。领导者应当坚韧。所以当加兰含泪表达对宪法、法律、家人的忠诚，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时显得十分突兀。那么公众会认为这是一种美德还是弱点，还是一种威胁呢？
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但也许希腊人的那一套还没过时。他们觉得对于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而言，重要的是避免煽动忿怒、防止人们“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暴力会酿成更多的悲剧。
奇怪的是，我们把泪眼汪汪、甚至是胆怯地发言反对这一类报复性行为的加兰看作“煽情的”政治家，却看着那些明目张胆地以复仇的名义愤怒发话的人为美国“伸张正义”。
原文选自：《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