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闷日常工作以外的时间里，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1772-1837）幻想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工作就像在休闲，海水都能变成“柠檬水”。他认为，我们应该释放热情：理想的劳动力既能为工作强烈吸引，又能欣赏彼此，齐心一致地提高生产力。当代的工作文化主张与之大同小异，只不过我们不称其为“热情吸引”，而是把它叫做团队合作精神。潜在雇员的求职信总是像情书那样充满“热情”。
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提出“乌托邦”这个词500年之后，重新评估理想社会的含义确实具有价值。傅立叶幻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是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里面居住着一群相处和谐的人：一个富丽堂皇的住宅大楼，配有会议厅、餐厅、图书馆、舞厅、蜂箱、观测站和信鸽笼。横跨美国而成立的法伦斯泰尔并不长寿，但对傅立叶的理论贯彻得最为成功的是法国北部吉斯的Familistère，由巴蒂斯特·安德烈·戈丁（Jean-Baptiste André Godin）建立，为安顿他铁炉厂的员工。Familistère建于1859年至1884年间，1968年之前一直都是由工人运营的，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屡获殊荣的博物馆，通过艺术、设计和表演等展览项目来探索乌托邦理想。最近安装的雕塑设备，“乌托邦长椅”（Utopian Benches），由艺术家弗朗西斯·开普（Francis Cape）创作，旨在向全世界来简短介绍类似这样的社区，每一个社区都由经过重新改造的木质长椅所代表。附带的小册子是一种乌托邦宣传册——你可以在每一张长椅上坐一坐，了解一下每一个社区，看看哪个最适合你。
代表Familistère的板凳并不比震教徒（Shakers）或阿马纳（Amanat）的夸张。不过，对于家的舒适，Familistère有自己不同的态度。戈丁认为，只有社区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相等”，集体解放才能实现；通过提供宽敞的住房、免费教育、医疗卫生、休闲设施和共享所有权的制度，他试图建立一个世俗的“以生活和工作为信仰的教寺”。
戈丁希望他的“教寺”里有统一的民族风格的建筑，并且还要像凡尔赛宫那样富丽堂皇。建筑设计优先考虑必要的光线、空间、气流和水等生活必需品（这一原则在阿迪达斯德国总部的“鞋带楼”也有运用），但仍有很大的空间来进行天马行空的补充设计：意大利风格的剧院，铁艺凉亭，中规中矩的花园和精致的室内游泳池。每一个住宅街区中心都是一个庭院，庭院上面被令人眼花缭乱的玻璃屋顶覆盖着——设计风格与谷歌新加州分区的建筑风格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半透明的顶棚。谷歌新加州建筑由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和比雅克·英格斯（Bjarke Ingels）设计。
欧洲工业化处在第一阶段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形成了自己的幻想。今天的创业文化就借鉴了早期乌托邦的共同价值观，以满足自由市场的目的——我们被教导要把团结协作作为最高理想，同时鼓励个体竞争。就像戈丁的Familistère工厂，当今社会的全球性公司，如谷歌和Facebook的办公目标就是主张在玩中工作，但这之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Familistère是建立在戈丁制铁厂外的一个独立体系，而今天的工作空间正在逐步蚕食个人生活空间。我们在分心中追求创新；无论是额外提供的WiFi环境，免费的高级美食餐厅，舒适的办公睡觉舱，或正逐渐流行的共享“生活-工作”公寓，似乎我们的逃生线路就是躲到笔记本电脑后面。“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个短语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古语词。
Familistère工厂的生活原动力——创新越来越少。新一代工人未能推进前辈们的的发明创新，于是1968年，Familistère转为私有制——这也正是巴黎街头正在重建防寨之时。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案例——戈丁过于相信他的工人，并以此来实现他的愿景。列宁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目前的运转状况”无法进入社会主义天堂，大多数的乌托邦都包括行为矫正元素。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苏格兰新拉纳克村镇的棉纺厂都有自己创建的规章制度。而弗吉尼亚州的Twin Oaks社区，最初是由B.F.斯金纳（B.F. Skinner）所著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中的行为主义原则所启发。
乌托邦的定义是虚拟的，不存在的；只有当有了房子，人们才能跟更好地工作。这一点可以从新型超级办公室的建筑插图中找到证据，这里的人们会在超级连接、超级创意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数字时代，员工可以聊天，散步，骑自行车，吃饭，针织，阅读和沉思，任何东西都可以，只要看起来并不像在工作。就像在傅立叶的社区，他们很开心——通过积极心理学使自己兴奋起来。但仅仅强调在工作场所的幸福指数就能帮助一个人吗？抑或仅仅只是润滑了不断转动的资本主义轮的齿轮？傅立叶呼吁要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权利。或许我们需要夺回自己不喜欢工作的的权利。
译者：朱琳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