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在城市里更为常见，究竟是城市导致了“疯狂”，还是“疯狂”的人多栖居于城市？
伦敦南部的Southwyck公屋阴森恐怖，常被误以为是座监狱。当地人把它称为布里克斯顿的为“栅栏街区”，它的建筑外层是阴森裸露的水泥砖块，严严实实地把人笼罩在内，让人感觉仿佛有人正透过墙上几个四四方方的窗口盯着你。
这个房屋原本是一项社会住宅项目，当初修建是为了保护居民不受计划修建的高速公路的噪音影响。由于一些琐碎的政治争论，公路没有修成，这栋七层楼的街垒式建筑只能矗立在想像中的车流前。
如果你还不习惯城市中心高楼林立的环境，那么这个街区肯定会让你感觉不安。不过在这里，城市隔离感可不仅仅停留在建筑层面。伦敦南部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该地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最高，就算和隔壁的街区相比，数据也是高了不少。
发现这一惊人变化的是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的流行病学家詹姆斯·柯克布莱德（James Kirkbride），他也是这一调查的负责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很多发现城市居民患精神分裂症比率高的研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柯克布莱德的调查不过是又为这一争论添了一把柴火。有人认为是“城市导致了疯狂”，其他人则认为是“疯狂”的人多栖居于城市。
20世纪初，几名美国精神病专家首次发现了精神异常和城市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精神病院里的大多数病人来自城市。接下来一个世纪，有研究人员再次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对社区和诊所的人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证实了20世纪以来精神异常和城市生活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一项大规模调查对丹麦几乎全部人口的健康档案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人们住在城市的时间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也随之缓慢提高。之后，很多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成果，并发现街区的社会剥夺（指在其生长过程中剥夺其社会关系）会加强二者联系，而社区融合则会减弱二者的联系。
对很多人而言，这个研究结果无疑证明了城市普遍对我们精神健康有害，这跟大自然与宁静心境之间息息相关的信念不谋而合。住在破旧的中心城区会消耗掉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一认知似乎是个常识，但现在，这一陈词滥调将被颠覆，因为城市生活对人的影响因人而异。
数据显示，城市环境确实提高了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患偏执症和幻觉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和其他心理健康疾病不同，其它心理疾病的致因可能是压抑或心情波动。如果城市环境对居民总体的健康有影响，那么患所有精神健康疾病的几率应该会得到同样的提高，然而这次不一样。
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城市生活会导致这些疾病。城市生活会影响精神健康的两大消极因素——社会隔绝和社会威胁，已经得到了充分研究。这两点是引发一系列精神疾病的威胁因素，然而却尤其被拿来和感知错误以及偏执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证明，城市环境会加大偏执妄想症患者的焦虑，提高幻觉的强度，还会削弱他们的自信。
但这些都不能确凿地证明城市引发了精神分裂症，而且有人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解释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更偏向于在糟糕的街区生活——这是“社群漂移（social drift）假说”的最初诠释。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因患精神疾病而跌入低谷的人的刻板印象。而且我们知道，这并不能解释现代研究的发现，因为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也和将来患精神疾病的几率有关。近来，一个由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乔安娜·纽布利（Joanne Newbury）所开展的研究甚至在小孩身上也发现了城市生活的影响，而小孩对他们的生活地区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是，导致你患精神分裂症几率提高的因素，同样也会提高你选择住在贫困城区的几率。贫穷和遭受忽略或许是导致居住在落后街区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但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埃米尔·萨利阿斯兰（Amir Sanriasian）近来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家族中共同的基因风险能更好地解释这个影响。这项研究是基于两百万名瑞士居民的健康档案而进行的。
“遗传能够影响到找房子这么复杂的事情”这个想法似乎有点反直觉，但萨利阿斯兰解释说，最好将其理解为遗传限制了我们的生活选择而不是影响了我们的决策。“成年后生活在落后的街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学术成就以及就业地位，而这些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认知能力，冲动性和性格特点……（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已被证实具有遗传性。”
柯克布莱德对研究乐见其成，但也提醒大家不要单独用遗传一点来解释住在更都市、更落后地区的人患精神疾病的几率高这个事实。他补充道，就算遗传因素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关，“那也只有通过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减少心理健康上额外的精神负担，打破多代生活在这些街区的家庭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不利地位的恶性循环。”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而言，城市精神疾病的原因还没能确认，但科学界在这方面的兴趣已经取得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了。卡迪夫大学的社会学家德·菲兹杰拉德（Des Fitzgerald）致力于研究社会因素对神经系统科学的影响，他说这个科学问题激励着研究者展开跨学科研究，其研究深度前所未见。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城市的影响，而神经生物学家现在也对与城市环境相关的神经科学问题产生了兴趣。
菲兹杰拉德强调城市研究正在推动精神病学家更广泛地思考那些被统称为环境因素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不处理社会的丰富性，复杂性，其中的争议和模糊之处，那么你就没法谈论社会生活。如果研究上有交叉点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了。”
原文作者：Vaughan Bell
译者：佘琦
编辑：刘秀红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