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同情别人的能力。人人都会有烦心的事，也会因为他人受苦而感到痛苦。我们都有不安全感，都有雄心抱负；我们会坠入爱河，也会体验心碎的感觉；我们会担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我们也会后悔说过不该说的话；我们时不时会因为恐惧担心而睡不着觉；我们想让自己尊敬的人注意到自己。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这条纽带让彼此心心相扣。
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人类，情况又会如何呢？
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创作了一部名为《黑镜》（Black Mirror）的高品质电视剧，第三季第五集《战火英雄》（Men Against Fire）讲述的是，士兵被上级派去消灭蟑螂，这种蟑螂长着尖牙，能发出僵尸一般的尖叫。这些士兵以屠杀蟑螂怪物为乐，他们甚至能从大肆杀戮中获得性快感。但其实，这些蟑螂怪物都是人类。真相浮出水面，士兵们在那些不顾一切拼命的无辜百姓身上植入了某种东西，把他们变成了无需被怜悯的怪物。
军队里的一位精神病专家将事实告诉了一位士兵，他得知真相后几近发狂。对于人类自身，我们的确富有同情心。除非只有杀死敌人才能换取自己的未来，否则我们不想杀死任何人，这是件好事。加来（Calai）难民营被烧毁时，人们不愿意杀死那些为躲避战争、避免遭到迫害或逃避独裁政府而出逃的人。我们假作造成难民无家可归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这显然毫无意义。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人性被剥夺。他们不是你，不是你的家人，也不是你的左邻右舍。相反，这些难民被当作恬不知耻的诈骗犯，强奸犯，杀人犯，会抢走本地人的家园、工作和资源。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这些难民与我们、与我们的孩子别无二致，我们肯定不愿看到他们那么多人溺死在地中海里。
去年，《天空新闻》报道称，一个移民想乘货运火车经由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结果却丧生了。后文将列出人们对这则新闻的回应，当然它们不能代表大多数正直之士的言论。它们很极端，但也不是没有教育意义。其中一人说：“我们应该为这些罪犯伤心吗？对不起我不明白。”还有一个人说：“少一个人影响英国的经济正好，一点都不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死了，我是在是太开心了！！！”一个网友笑道。其他很多人也是拍手叫好。“能说出如此残忍言论，甚至希望看到别人受苦的人，一定是反社会的。”人们这样想着，心里稍感安慰。
但是，他们不是反社会分子，反社会分子只占了总人口数的极一小部分。在推特上欣然接受陌生人的死讯，与在现实中亲手杀人，这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而事实上，纵观我们血淋淋的历史，其中的大多数暴力事件并不是由没有同情心的人造成的。犯下滔天罪行的，正是那些扶退休老人过马路的人，是那些在火车上对婴儿微笑的人，是那些热心帮助处于沮丧中的陌生人的人。
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邻居、同事、甚至是朋友们也都互相谋杀。谋杀的是谁并不重要：他们认为亲朋好友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他们就杀了自己的亲朋好友。西方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剥夺殖民地居民的人性。伪科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非洲人天生比欧洲人卑贱。直到1967年，澳大利亚法律还规定：土著澳大利亚人不属于人。官方认定他们像是袋鼠一样的野生物种。要是英国人对印度人平等相待，就不会眼睁睁看着几千万印度人被活活饿死而坐视不理。
20世纪30年代，纳粹认为德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人进入德国。剥夺了犹太人、斯拉夫人或是其他民族的人性，就是在为谋杀他们做准备。1943年10月，在波兹南的波兰小镇，海因里希•希莱姆（Heinrich Himmler）亲口承认了纳粹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他宣称，“对本族人，我们必须诚实、正直、忠诚、友好，对其他人，则不需要有丝毫感情”。在今天这个工业化时代，不会有人再去屠杀数百万人，但是在叙利亚战场上依旧有几十万人丧生，联合国把残害雅兹迪人的行动定性为大屠杀。沉甸甸的历史充满了惨痛的教训，提醒着我们那些灭绝人性的残忍行为。
神经系统专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教授说，不仅仅是反社会分子，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丧失同情心。原因很简单，我们觉得有些人不公平，或者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群体。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人性的丧失正是导致不公正的核心。此外，它也能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政治语言学家认为，右翼分子通常用故事来提出观点，而左翼分子偏爱用事实和数据举证。但是我们是人，不是机器。
拿难民危来举例子。
什么能让我们转变态度，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是那个名为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的库尔德小男孩死后被冲上土耳其沙滩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我们觉得难民也是人。难民和街上踢足球的小孩一样。在英国，那些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被无情地妖魔化了。我经常回想起史蒂芬•泰勒（Stephen Taylor），一名60岁的退伍老兵，因为找工作不够主动，政府便不再给他发放救济金。但是他曾经为皇家退伍军人协会做过志愿服务，为负伤的老战友募集善款。
这样的故事每次都让我落泪——但那些一笔带过，只说成百上千人被停发救济金的行为却并不能让我感动。
与之类似，《每日邮报》曾报道过一个生活奢侈的社会福利金骗取者，称政府估算的福利欺诈总额占社会保障支出的0.7%——这条新闻也无法令我动容。故事比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如果受害者是人而不是蟑螂，那么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要说人性缺失的后果，对他们悲惨遭遇的容忍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最糟糕的是谋杀。媒体和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都在寻找方法来令公众丧失人性，所以重新找回人性绝非易事。
而在这个麻烦不断的世界，找回人性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原文选自：《卫报》
编译：王欢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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