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声给男同性恋“迟来”的道歉，你们怎么看？司法部打算取消对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的控罪，这类“性犯罪”从今以后都将被合法化。司法部的这份开创性公文还指出，过去被判性侵犯的人会被免罪。我们的读者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来自纽约的邓肯•罗伊(Duncan Roy)说：
大家都需要一声道歉，因为许多人对男同性恋是犯罪一事大失所望。公众能承认这些法律是错误的，这已经是种进步，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还欠大家一句“对不起”。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男同性恋还不合法。尽管1967年法律得以修改，但人们对此的态度仍没有任何转变。我整个的年少时期都遭受着人们异样的眼光。这简直毁了我的自信，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因为那项法律，人们对男同性恋者一直都怀有敌意。人们由于我是男同而产生的憎意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没法转变他们的态度，所以我只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直到现在我都在专心制作男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我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对公众的反抗。我认为男同性恋者，哪怕那些已经离世的男同们，都需要一声道歉，需要一句“对不起”来抚平反同性恋法带给他们的伤害。
阿兰•图灵（Alan Turing）是位数学家，也是一名男同性恋者，被判严重猥亵罪后，他选择了自杀。不仅是这样的名人值得人们惋惜，许许多多人生被毁灭的普通人也同样值得怀念。对同性恋的厌恶和他们自身的羞愧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80年代人们才注意到男同性恋者不应该承受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也就是说经过20年的时间，人们才发觉不应该憎恶男同性恋群体。所以政府理应为自己所犯过的错道歉，毕竟那些法律曾经伤害了那么多人。
来自伦敦的卡玛欧•侯赛因（Kamaal Hussain），今年48岁，他表示：
这些罪名对男同性恋群体造成的巨大创伤，远不是靠这个就能抚平的。几十年前男同性恋者就该被法律所接受了，但是我仍然很开心现在人们能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这并不能化解多年来男同性恋所受的屈辱和伤害，更别说有些人还受到了生理上的伤害（比如说阿兰•图灵就曾被迫接受化学阉割手术），但这仍是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一次进步。尽管废除该法是正确的一步，但是对那些已经去世的男同性恋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对那些尚在人世的人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男同性恋行为在1967年才合法化，但是法律允许的年龄直到本世纪初才平等化。
直到1994年法律才规定18岁是合法的，200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将年龄下调到16岁。年轻人受到的伤害最大：被指控虐待儿童，终身都抹不掉性侵他人的污点，被判入狱。人们对这类群体的接受只是一个开始，这远不能弥补他们所受的伤害。或许没有什么能弥补这些创伤。
汤姆•卡楚米（Tom Katsumi）,今年36岁，来自伦敦，他说：
这似乎暗示，我们是无助的，反而要感激政府的宽宏大度。我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但我认为祈求政府的原谅本身就是错的。如果我们祈求得到政府的原谅，说明我们的确做了错事，但是做错事的是政府，而不是我们。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希求他们的原谅。保守党想通过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来赢得公众支持（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心里并不认同我们）。他们现在似乎又要如法炮制，想再次利用我们分散民众的注意力，我们只是他们的棋子。
我以前从没有因为同性恋行为而被指控犯罪，我认识的人也没有过。但是这项法律却深深地伤害了所有同性恋男同胞，因为这条法律认为我们是无助的，保守党政府宽恕了我们，我们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
伦敦的43岁的埃米尔•奥•法雷尔（Emer O Farrell）称：
免罪好像是一份赏赐，政府并不是真心道歉。政府真正应该传递给大众这样一个信息：同性性倾向并不是犯罪，这些人是无辜的。我希望政府能这样解决问题。这给人的感觉还是我们犯了错，政府原谅了我们。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政府却要来谅解我们，这真是莫名其妙。“原谅”暗含的信息是我们做错了，所以本身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有问题。
来自萨里的56岁的理查德•贝雷斯福德（Richard Beresford）认为：
这些小举措都是积极的，但是原谅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他们来说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全国人民心里能好受些。我可能没有同性恋性取向，但还是认为免罪传达了积极的信息。这是社会的进步。
阿兰•图灵不该受到惩罚，一声迟到的“对不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那些对同性恋有偏见的人，这项举措显得尤为重要。这些人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可能因此消除他们的偏见。论这项举措有意义，我认为它会惠及全社会。这一小步会帮助人们逐渐消除对同性恋者的偏见。
原文选自：《卫报》
编译：王欢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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