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可以被继承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急着去做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而将选举箱弃之一旁了。为什么即便了解我们的基因也不等于直接知道了思维方式呢？对此汤姆·斯塔福德（Tom Stanfford）作出了解释。
塑造和影响人们政治立场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家庭教养、职业背景，亦或是朋友、伴侣。但是历年来大量证据显示，政治立场除了人为选择外，还受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影响，那就是我们的基因。政治立场可以遗传的观点如今已受到广泛认可，至少它已经足够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并且拥有自己的名字：“基因政治学”。
“基因政治学”始于一场核心研究，该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在政治立场上展现出更高的相似性。
此外，政治立场不仅仅受饭桌交谈影响（两种双胞胎都受此影响），而且还受遗传自父母的基因（在政治立场上，“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的政治立场更接近）。该学科领域最显著的发现是，从自由派到保守派，人们的政治立场是可以遗传的。
这一结果出人意料地具有说服力，表明我们可以通过遗传信息预测政治立场，而且这比用遗传信息预测人的寿命或者酒瘾更可靠。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能马上摆脱选举制，只需要检测人们的唾液样本了呢？
未必如此，这一发现强调的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寻找隐藏在人们思维和身体背后的基因根源。从十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人类基因图谱开始，就似乎做好了全方位“解码人类”的准备。通过军事数据和大量研究亲属之间性格的相似度，生物学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遗传标记”跟人体的外貌、健康和人格相关。但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人类基因组信息来解释这些关联。
一个人有大约2万个基因，数量比野生稻稍微少一点。这说明DNA中也存有同样多的信息，和音乐播放器（mp3）中有8条音轨是一个道理。而人的行为和身体其他部位的形成则是由各个基因互相复杂盘绕、基因产生的蛋白质和环境综合决定的。
换句话说，我们说基因预测政治立场，并不是说我们同样也能找到一个预测投票行为或是读写障碍等其他行为的基因。这些研究用极其简单的标准衡量“政治信仰”，即对信仰不同的人打同样的基因分数，撇开这点不谈，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基因预测得分到底有什么意义？
情绪变化
很明显，没有基因能够控制人们如何回答和政治信仰有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假设在基因组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潜伏了数百万年的基因，一直等到政治科学家们开始问卷调查研究才苏醒，这是非常荒诞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假设根本不可能成立。
除此之外，“存在一种基因只投票给自由党而不是保守党候选人”这种假设也不合理。这种基因怎么可能在民主还未诞生之时就产生了呢？投票没有成为一种常见行为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基因组中携带的遗传信息有限，这说明”X染色体”很少见，因为在基因组中它是一种特殊、复杂的存在。没错，像眼睛颜色这种简单性状就是直接由少数基因控制。
但是，我们每天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政治观点、性格特征或者身体健康状态，和遗传基因并没有什么关系。遗传学和自由派、保守派的紧密联系表明一些更重要东西正受基因的影响，而且反过来也影响着政治信仰。
候选人可能就成为了左右群众的情绪反应的“大脑系统”。比如一项研究曾发现，听到突发声响的美国志愿者中，流汗越多的越有可能支持死刑和伊拉克战争。这说明面对威胁时，基本情绪反应过激的人最后会形成偏右翼的政治观点。而英国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自由派和保守派士大脑结构中的杏仁核大小不同，保守派的要大一些。杏仁核是大脑中参与情绪反应的部位。
这也说明了，政治信仰的不同可能来自于情绪反应过程的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政治观点直接受生理控制。相反，生理特征不同的人，其政治观点也不同。我们的基因能影响特定脑部区域，但是从DNA到某个脑区内的简单变化，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可能会面临其他基因及事件的干预。
因此，基因以某种形式影响政治观点这一说法不足为奇，如果没有那才奇怪。但是，它不免为“生物学科和人类思想之间如何相互碰撞”这一课题添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编译：张颖 编辑：刘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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