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在人的一生中发挥着你想象不到的巨大作用。要是有人中了奖，我们大多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这个人太好运了。但这种偶然性通常令人难以察觉，因而人们易于将成功归因于必然性。
几乎所有成功的例子都存在误导性，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会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来看看举世之作《蒙娜丽莎》（Mona Lisa）的历史吧。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这幅作品问世之初就被“打入冷宫”，直到1911年，其失窃于卢浮宫（the Louvre），才得到世人的关注。两年后，这桩广为人知的失窃事件最终告破。当时，卢浮宫的意大利籍维修工温琴佐·佩鲁贾（Vincenzo Peruggia）企图将这幅画卖给意大利佛罗伦萨（Florence）的乌菲齐美术馆（Uffizi Gallery），交易未果却遭到了逮捕。
这起事件的最终结果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蒙娜丽莎》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普遍刊登了这幅画。多年之后，这幅画逐渐成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标志。
卢浮宫内展示《蒙娜丽莎》的展厅旁，挂有两幅与《蒙娜丽莎》同时期的达芬奇无名之作，若失窃案未曾发生，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蒙娜丽莎》的了解远比这两幅油画要少。显然，就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那样，《蒙娜丽莎》之所以这么出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了它的存在。
职场和艺术界是一样的。几乎每个人的事业轨迹都是由一系列的复杂阶段组成，前面的阶段决定了后面的路。
倘若在事业早期有所改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整条事业轨迹也会因此而改变。在起步阶段，事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结论：成功人士往往比别人幸运了一点。比如，一个人的出生日期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00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出生于夏天的孩子往往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而这似乎也解释了他们不太可能在中学任领导干部的原因呢。正如另一项研究显示的那样，他们也不太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优质工作的机会。2012年刊登于《经济学快报》（Economics Letters）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出生在6、7月的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比按照概率计算出来的人数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就连姓氏首字母也辉导致人们取得的成就存在天差地别。比如，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美国十大经济学院系的助理教授来说，其姓氏首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越靠前，就有可能越早获得终身教职。
研究人员将其中的原因归为经济学领域的一种惯例，即发表论文时按姓氏首字母对作者进行排序。这项研究还指出，心理学领域就不存在类似的效应，因为教授发表论文时不会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认清事件具有偶然性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代表着成功与天赋和努力毫不相关。在竞争极为激烈的领域，表现好的人往往是才华横溢又勤勤恳恳的人。就像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曾经说过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值得拥有那一切的人。”对于渴望获得物质上的成功的人们而言，最有用的建议或许就是要成为重要项目中的“精尖人才”。
技能的培养不能靠运气，而要靠成千上万个小时的苦练。但光有天赋和努力是不够的，运气也很重要。即便是最勤奋能干的人，在南苏丹获得成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这并不是说，在拥有高度发达的法律、教育体系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富裕国家，理应获得成功的人就一定能成功，但实质上他们获得成功的几率会比别人大很多。良好的出生环境，是我们所能掌控的为数不多的运气之一——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能决定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多大的运气。
不过，至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最幸运的人还是会越来越幸运，即便这类人数目在减少。不幸的人群却在不断扩大，运气也变得越来越差。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民众对教育公共的支持急剧减少。
据无党派机构预算与政策重点中心（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15年报告显示，2014至2015学年，各州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支出比2007至2008学年降低了20%。在2015年从四年制学院毕业的学生中，负债平均金额达3.5万美元的超过了70%。 毫无疑问，一个人能否享受大学学位带来的好处，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家庭收入状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高等教育与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Democracy）和佩尔高等教育机会研究所（Pel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一项共同研究发现，2013年收入水平处在排名前25%的家庭的子女，有77%在24岁前拿到了大学学位；相比之下，来自排名后25%家庭的学生拿到学位的比例只有9%。
更让人不安的是，即便排除大学前学术能力测验分数的影响，这种悬殊的差距依然存在。
人们经常低估运气的作用，因而选民对助长经济的公共投资政策的支持率有所下降，由此引发了如今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而且纳税人也想维护自身利益。
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除一定程度的收入门槛，人们的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相对购买力，而非他们的支出绝对值。如果最高税率提高一点，所有房子就会缩小一点，所有汽车都会变得便宜一些，所有钻石首饰都会变得朴素一些，所有庆祝活动的开支都会有减少一点。
相应地，“特别”的标准会发生改变，而大多成功人士仍相当满意。
可喜的是，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解决之道：《情绪》期刊（Emotion）2010年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只需督促人们去思考自己获得好运气的原因，就有可能让他们更愿意为公共利益做贡献。所以去鼓励身边的成功之友谈论自己幸运的经历吧。在这个过程中，你或许能让他们更加支持为下一代成功而设的公共投资。而且你肯定也会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原文选自：《纽约时报》
编译：刘殷殷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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