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俄罗斯人完全不相信电视新闻播报的内容——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会持续关注。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到斯维特拉娜·博格达诺瓦（Svetlana Bogdanova）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公寓时，天色已经黑了。公寓位于一幢苏联时期建筑的一层。公共走廊入口飘散着一股特别的味道，闻起来像是温暖的尘土与猫毛的混合味，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玩过的俄罗斯积木。这间公寓逼仄拥挤，走廊尽头是一间狭促的客厅，客厅中间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另一头则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斯维特拉娜从一架正面镶有玻璃的书柜里拿来了一个小木盒子，里面有一小块面包。
“我祖父在1942年存下了这块面包。”她告诉我，“之后，他留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传给了我们这一代。”
她从盒子里拿起了这块面包，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我的手心里。这可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黑暗日子里每天的口粮啊，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我轻轻地闻了闻。这根本不像是一块面包的气味，反倒更像是古籍纸张，或者是弥漫着烛火焚香之气的东正教堂。斯维塔拉娜之所以将她的祖传遗物给我看，是因为近日圣彼得堡当局下令制订面包定量分配计划，以此来应对国家紧急局势。
与此同时，电视报道更为耸人听闻，竟然暗示国民，俄罗斯正在受美国威胁。国民须按要求参加全国性演习，并找到身边最近的核防空洞。
“我再也不看电视了。”斯维塔拉娜一边跟我说，一边不屑地朝屋子正中央的那台90年代的电视点了点头。“他们以为我们摆脱不了记忆的阴影，如同惊弓之鸟。”她说，
“我想，他们是想要提醒我们，生活曾经是多么糟糕，灾难可能卷土重来，于是我们就会这样想：‘嗯，大概现在一切都还不错’。”
在俄罗斯，电视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上任16年来，不断加强对广播电视的控制。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88%的俄罗斯人表示电视新闻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是，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也有31%的人认为，自己完全被电视提供的信息误导了。也就是说，将近五分之一的俄罗斯人选择观看电视新闻，同时又认为这些新闻都是谎言。
这该从何解释？
在位于莫斯科特维尔大街的前苏联电视台总部里，我找到了答案。记忆中，这座大楼也是从我学生时代起就有了——它正等待着我这个相貌可疑之人前来访问，并通过总台接线到一间木头围起来的小屋子。现在，这间屋子变成了宗教广播网特维尔电视台（Tsargrad TV）的演播室，向国内外听众播报俄罗斯东正教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我见到了电视台主编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他留着灰色的长胡子，穿着灯芯绒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从启蒙运动到后现代主义，他对西方哲学思想运动了如指掌。
“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他告诉我，“我们俄罗斯人可以用后现代主义向西方世界阐明一点：如果真理是相对的，那么你们也该接受，我们有自己专属的‘俄罗斯真理’。”
杜金先生扭曲的奥威尔式逻辑（Orwellian logic）在克林姆林宫确实颇有影响，但是在人民大众中可不一定如此。
叶卡捷琳娜·舒尔曼（Ekaterina Schulmann）是一位政治学家，她给出了一种不同的答案。“人们并不想看这种新闻。”她说，“他们是想透过新闻破解一系列的信号——主播人选的更换、语调的升降、用词的变化。搞清楚这一切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得依存于这个国家，这能帮助你活下来。”
因此，俄罗斯人和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哪怕孩子们也是如此。
后来，我又去见了两个老朋友——一对住在莫斯科的夫妇。他们的公寓虽然现代化，但仍坐落在一条苏联老街。走进这间公寓，扑面而来的并非温暖尘土和猫毛的混合味，而是他们在附近一家德州烧烤汉堡店订的外卖香。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享用晚餐，一边讨论克里米亚半岛入俄事件是怎么让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分歧的。
然后他们提到，家里9岁的儿子有一天对妈妈说：“你知道的，爸爸说普京坏话，这样不对。”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觉得，这肯定不是从学校学来的。学校和政治无关。但他们也一直对孩子们看电视的内容十分谨慎。
那么是从哪里知道的？他们找不着确切的答案。看来克林姆林宫无处不在，它的影响力逐步渗透，深不可测。
原文选自：
编译：李璐杨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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