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舞者、妻子、间谍:带你走近真实的玛塔·哈丽

作者:Julie Wheelwright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01-12 17: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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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舞者、妻子、间谍:带你走近真实的玛塔·哈丽

间谍传奇背后,其实掩藏着一位被迫与女儿分离的饱受摧残的女性的故事。

一个世纪以前,荷兰脱衣舞女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以玛塔﹒哈丽(Mata Hari)之名为人熟知)在巴黎城郊被处死。从那以后,她的名字一直被认为是不贞的代名词。玛嘉蕾莎被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敌军传递机密,造成两万名同盟士兵死亡。法国法院判其罪名成立,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骂玛嘉蕾莎是“本世纪最阴险的女间谍”。作为一个离异的异国女子,玛嘉蕾莎对于与不同国籍的官员发生性关系“执迷不悔”。于是,在一战即将结束的1917年,她成了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人们想起玛嘉蕾莎时,从来不会记起她的母亲身份。然而在2017年,也就是她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荷兰的一家出版社曝光了她一些不为人知的信件。信中展现了她性格中充满母性的一面,令人动容。这些信件由洛伦斯·奥德斯玛(Lourens Oldersma)编辑,记录了与家暴的丈夫离异后,玛嘉蕾莎带着女儿艰难开启新生活的故事。由于失去了财政支持,玛嘉蕾莎面临着残酷的抉择——是该就这么贫穷度日,还是该像她所描述的那样,走上“堕落之路”?

在玛嘉蕾莎的家乡吕伐登(Leeuwarden),弗里斯博物馆(Fries museum)即将举办一场关于玛塔·哈丽的展览,馆长伊夫·罗库尔(Yves Rocourt)表示:“曝光的信件揭示出了她更人性的一面。你不得不敬佩她在一无所有之后,还能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的精神。”这次展览主要展出玛嘉蕾莎的早期遗物,罗库尔提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理念——要理解玛嘉蕾莎的性格,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她是如何战胜悲苦、改变自己的。他说:“你怎样评判她的事迹都好,但毋庸置疑的是,她是位坚强的女性。”

1876年,玛嘉蕾莎出生于荷兰弗里斯兰省的一个富裕家庭。 尽管她父亲经营的女帽店收入可观,但石油股票上的投资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财政灾难,倾家荡产的父亲抛家弃子,去了海牙(Hague)。玛嘉蕾莎1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随后她就被送到亲戚那里,与自己的两个双胞胎兄弟分开了。18岁的时候,她回复了报纸上一则征婚广告,并在四个月后与鲁道夫·约翰·麦克劳德(Rudolph John MacLeod)结了婚。约翰是东印度群岛军队的一个军官,年龄几乎比玛塔大一轮,而且酗酒成性。正如玛嘉蕾莎的一个亲戚所说:“她刚脱离了父亲的虎爪,又进了丈夫的狼窝。”

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麻烦连连。1897年,他们的儿子诺曼(Norman)降生了。随后,一家人启程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玛嘉蕾莎在当地军事驻地待了四年。1898年,女儿诺恩(Non)降生后,灾难也随之而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保姆给诺曼和诺恩下了毒,诺曼不幸身亡,诺恩则幸存了下来。1900年,尽管丈夫约翰退役后可以靠军队抚恤金维持生活,但是夫妻两人还是因此闹得很不开心,于是就回了荷兰。两年之后,他们离婚了。

直到现在,传记作家能找到的,也只有玛嘉蕾莎1917年间谍审讯时的审问记录,以及法国军事档案保留的她在狱中写的信件。新的书信集《别把我想得那么坏:成为玛塔·哈理之前(1902-1904)》(Don't Think That I'm Bad: Margaret Zelle Before Mata Hari)揭露了这位被称为“食人花”的女子——她在米兰斯卡拉大剧院(La Scala)、巴黎歌剧团以及欧洲的私人沙龙上有过舞蹈演出——私底下其实极度厌恶性爱。她写道:“我永远无法忘记我的丈夫给我的性生活留下的阴影。”确实,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那段日子,夫把梅毒传染了给她。为了预防性病,女儿诺恩还要接受汞治疗。

1902年离婚后,女儿的监护权判给了玛嘉蕾莎。因为约翰拒绝支付抚养费,玛嘉蕾莎写信给了调解人,约翰的堂兄爱德华(Edward)。这次通信,其实是玛嘉蕾莎绝望下的举动,失去了家族的依靠,加上很多工作女性都不能从事,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忍痛把女儿诺恩送回前夫家,只身前往巴黎。后来她在信中写道:

我觉得所有离开了丈夫的女人都会去(巴黎)。

一安顿下来,玛嘉蕾莎就十分想念女儿诺恩。她在写给爱德华的信中,解释了因为前夫约翰的虐待行为,她不可能同意他提议的和解。她写道:

有一次周日下午,他突然像疯了一样,拿着一把面包刀想要杀死我。幸好那时候有把椅子倒了,我才有时间夺门而出求救。

玛嘉蕾莎说约翰患了一种病——有位医生称之为“易怒症”,其他医生说是“施虐癖”。

女儿不在身边,玛嘉蕾莎感到怅然若失。她这样写道:

在巴黎我可以得到很多,但为了我的孩子,我可以放弃(迄今)得到的所有东西。假如我确信自己再也无法以母亲的身份待在她身边,我将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可以放弃。

她尝试过各种可以体面挣钱的方法,比如上钢琴课,教德语,当女伴,做百货公司的模特。有些工作没那么体面,但也能挣得钱,例如为蒙马特的画家们(爱德华·比森Edouard Bisson,奥克塔夫·丹尼斯·维克多·基隆涅特Octave Denis Victor Guillonnet、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等)当艺术模特。通过这些工作机会,她接触到了戏剧,这对她十分重要。

书信集中的最后一封信,是她1904年3月28日写的,信中提到她曾短暂地回过荷兰。令人心酸的是,因为思念“我的孩子,我的家,我的慰藉”之后,她还起过自杀的念头。她在剧团得到了一个角色,暂时得以维持生计,但她承认她为了钱跟男人上床。她告诉爱德华:

不要觉得我是个坏女人,我不过是为了摆脱贫困罢了。

在玛塔·哈丽忌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对她的故事似乎又有了新的兴趣。这些信件不仅能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女子——作为家庭暴力和历史大背景下的牺牲品——更人性的一面,而且可能会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将玛塔·哈丽视为荡妇的成见。

原文选自:卫报

译者:陈燕丽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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