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它着眼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恶果，同时也让年轻一代们参与其中，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美国西南地区因干旱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因各自占有的科罗拉多河份额日益减少而争论不休之时，一旁的加州却虎视眈眈，想将其全部据为己有。在这个“滴水贵如金，同盟逝如沙”的时代，荒漠里的唯一真理就是：想喝水，先流血。
上述有关美国西部大旱灾的说法或许略显夸张——就目前而言，这种设想还只是虚构的。这是作家保罗·巴斯加卢比（Paolo Bacigalupi）作品《水刃》（The Water Knife）的前导宣传语。如今，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小说风头正劲，这本书也是其中的新作之一。这类体裁的作品常称为“气候科幻”（climate fiction, cli-fi ），简而言之，就是探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
其实此类概念也并非新鲜事物。19世纪80年代，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他一些小说中就尝试过这类概念，但人为因素造成气候变化的主题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20世纪60年代，英国作家J.G.巴拉德（J.G. Ballard）开创了世界末日主题的文学创造风潮，比如小说《神秘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此类主题的小说人气也越来越旺，如今在购物网站亚马逊上搜索“气候科幻”，有1300多条结果。
步入千禧年之后，气候科幻已由原来科幻小说的分支发展为自成一派的文学体裁。和以往的科幻文学不同，该体裁的故事很少关注人们虚构的科技，或是天边遥远的行星。它重点关注的是地球，审视各类污染、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类文学体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课程里，在科技与人文学科和行动主义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让年轻读者们更容易接受环保话题——由此可见，在各种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举措中，文学发挥的作用超乎人们的想象。
现在，气候主题的电视电影在大小荧幕上都渐渐兴起，这对于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大有帮助。2014年，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史诗巨制《星际穿越》（Interstellar）中，美国中西部变成了沙尘暴地区，前途堪忧，人类只好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电影《雪国列车》（Snowpiercer）里，人们阻止全球变暖的实验失败，导致人类重新进入了冰河纪。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大受欢迎的气候小说三部曲《疯狂的亚当》（MaddAddam）正由HBO电视台改编拍为电视剧，而该频道另一部人气颇高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也有意无意地触及了全球变暖的主题。
作家兼环境活动家丹·布鲁姆（Dan Bloom）在2007年左右创造了“cli-fi”（气候科幻）这个词，希望能借此将冗长乏味的“climate fiction”（气候科幻）变得更有吸引力。布鲁姆说道：“我从没定义过，也没想过要去定义一种新文学体裁。”在他看来，他只是想造个朗朗上口的流行语，以提高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度。这项策略很成功，布鲁姆称，2012年，阿特伍德在Twitter上用了这个词，将其介绍给她的50多万粉丝。此后，“气候科幻”一词慢慢站住了脚跟，出版社和书评人也开始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文学种类。
从这一方面来看，“气候科幻”的确是一种当代文学现象——诞生之初为一种（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迷因，而现在则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成长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如今，Twitter上关于气候科幻小说的标签用得很频繁，好读（Goodreads）上有读者创建的书单，而Facebook上也有一些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就专门推荐适合年轻人阅读的气候科幻小说。
想想当代“气候科幻”的起源，我们便不会对其在高中和大学读者群中渐长的人气感到惊讶。在2015年2月《卫报》（The Guardian）的一篇专栏中，“气候科幻”作家萨拉·霍丁（Sarah Holding）撰文称，此类文学体裁“将年轻读者和他们身边的环境重新联系起来，让他们看清其中的价值。尤其在当今社会，年轻人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虚拟世界。”
环境主题的小说与当今青少年文学里的反乌托邦潮流相辅相成。巴斯加卢比的2013年小说《溺水的城市》（The Drowned Cities）和2011年小说《拆船人》（Ship Breaker）向我们展示了海平面上升是如何改变美国地形的，而萨拉·科洛珊（Sarah Crossan）的2012年作品《呼吸》（Breathe）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一个由穹顶覆盖的城市里，因为那时的氧气，已经是稀有品了。
此类文学作品带来的并非只有逃离现实的刺激，它已经成为鼓励年轻人进入科研领域的跳板。多年来，在美国学界，学生对STEM课程（科学，技术，建筑，数学）的兴趣逐年下减。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结果显示，美国学生在科学方面的能力表现排名仅为第20名（共34个国家参与）。但目前，从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到剑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Cambridge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海内外的许多大学都开设了“气候科幻小说”的相关课程。2015年早些时候，来自霍利奥克大学（Holyoke）的几位学生，为研究巴斯加卢比的获奖小说《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中的基因工程概念，提取出了草莓的DNA。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气候科幻”课程的学生就经常用他们的班级博客来分享科学新闻，并在书评中引用各类科学文章。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博客中坦言：“其实，面对大量的科技专业术语，我经常不知所云，感觉自己智商不够用。”之后这个学生发布了一篇关于阿特伍德小说《洪灾之年》（Year of the Flood）的书评，内容详尽，探讨气候变化怎样影响多个农业领域，并讨论了其中涉及的化学原理。
STEM课程使学生们望而生畏，然而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却能产生实效，鼓励更多学生投入STEM领域的严肃研究。由文学和创意写作轻松入门，《一次一个词拯救地球》（Saving the World One Word at a Time）的作者艾伦·斯扎伯说道：“对于那些自以为对科学没兴趣的学生来说，科学也变得能够理解了。”他曾提出一种观点，“气候科幻”类文学作品具有将环境问题私人化、去政治化的能力——少把气候变化视作一个毫无人性的话题，反而能最终启发人们实实在在的行动。泰德·豪威尔（Ted Howell）在天普大学教授“气候科幻”课程，他称，宣传气候变化的传统方式对于他的学生已不再适用。“一旦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基本知识框架有了大致理解，便不想再研读关于全球气温是上升2%还是4%的资料——他们想知道的是该如何应对。”豪威尔说道。
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相信气候科幻小说的潜力。2014年，气候信息网的创始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就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他担心这类科幻小说只会加强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而不能改变任何人的观念。“不信气候变化的人只会把这些故事当作证据，证明气候变化是虚构的，作家们为了达到戏剧化效果而夸大其词，”他说道，“已经相信气候变化的人会被故事吸引，但那些夸张的末日故事套路又可能会使他们偏离气候变化的议题，甚至于将问题物化。”
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把气候变化放入小说故事中，可能会减少读者对现实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感，或是将之简化为没有现实补救措施的模糊概念。天普大学课堂里的学生表示，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当我们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有效措施需要涉及一系列生活方式上的实质性改变，并会因此在金钱、权利和影响力上有所牺牲时，我们就会感到泄气。”豪威尔说道。虽然失望，但也并非毫无希望。他表示，这些不确定性也能帮助我们强调改革的巨大潜力。
而挑战也在于此。“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金索沃尔在小说《逃逸》中写道，“只能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故事本身并不是解决方案，但它们能激励我们去行动，这也许就是气候科幻小说的呼声为什么在年轻读者的心中这么有地位。作为明日的科学家和领导人，他们最有可能解决好前辈们未能完成的任务，解决好气候变化问题。气候科幻小说，与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一样，所呈现的前景似乎都是一片凄凉。但在这些骇人的预言中，还藏匿着希望，现在改辕易辙也还为时不晚。正如阿特伍德在《疯狂的亚当》中所言，“人们需要这类故事，因为不管前途多么黑暗，有声的黑夜总是好过无声的空虚。”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译者：张骁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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