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打开一本侦探小说，却发现里面夹着一条五花熏咸肉。
跟那些从小梦想站在柜台后面给图书盖章的图书管理员不同，我是机缘巧合成为图书管理员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大学毕业，获得了人文学科的学位。但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接受高等教育后要做什么。
我曾申请成为煤气抄表员，这工作看起来很适合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工人阶级小伙子。但面试的时候，我却被告知做这个工作大材小用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图书馆助理。
很快我就发现，图书馆的工作乐趣无穷。但如果我想继续发展的话，就得变成一名完全合格的图书管理员。
凭着我的学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开始为改变公共图书馆的境况而努力。近四十年来，我做出的努力并没有掀起太大水花，但在此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令我赞叹不已的人。
我的上司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同事们则各具特色，有羞羞答答的人儿，也有锋芒毕露的活动家，后者跟我一样对社会变革充满热情。顾客们来自各个领域，我们称他们为“借阅者”，就像玛丽·诺顿书中那些住在地板下面的小人一样。（注：玛丽·诺顿，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借东西的小人》是她的代表作）
公立图书馆似乎比私立的更能吸引人。这里的生活从来没有枯燥的时刻。我们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因此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每一天都不一样。
工作中，我遇到的最为不同凡响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恐怖警报响起的时候搜查图书馆，排查炸弹。收到炸弹威胁后，我曾联系警方，但警方只是说“你了解图书馆平时是什么样的吧，麻烦你走一圈，看看是什么东西挪位了”。幸运的是，那只是一次假警报。
而说起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发现那些遗落在书中的不寻常物件——可能是人们用来当书签的。
我清楚地记得，打开一本侦探小说，却发现里面夹着一条五花熏咸肉。我能想象，那个借阅者在赶着上班前坐在早餐桌前看这本书，然后把手边能拿到的东西随便拿来当书签夹在书里。
我还记得曾经有个同事在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 Lawrence）的一本经典著作里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安全套，里面还有东西在缓缓渗出。他当即决定关闭图书馆，并报了警。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从来都不成问题。另外，我还很乐于把工作带回家做，每次离开图书馆我都带着一大堆书、CD和DVD光盘。
在公立图书馆工作的漫长职业生涯里，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劝说更多的图书管理员：不要太专注于书本，应该多专注于人；应该多看看图书馆之外的群体，而不是只看图书馆里的人群；应该摆脱桌子和柜台，在图书馆里多走走，去外面的世界多看看；不应过于强调藏书的丰富，而应为人们提供他们真正想读的书；还有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应该是群体导向的，应根据读者的需求提供服务。
我对这个行业最不赞同的一点，则是它过于强调卓越的标准，过于坚持高度监管的文化。这使得公立图书馆偏离了它最初设立的服务人群——那些值得救助的穷人，甚至也包括那些不值得救助的穷人。
事实上，现在使用图书馆服务最多的，恰恰是那些最不需要图书馆服务的人群（中产阶级），而真正需要图书馆的人群（工人阶级）却很少来。
与我刚工作时相比，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并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受益于科技发展，图书馆变得更为现代化了，但其基本策略、结构、系统和文化依旧不变。我们有着太多的规章制度，其中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禁止某些人进入图书馆，因为通常那些被禁止的人都来自最需要图书馆的社会阶层。
不过，这与工作中的种种愉悦相比不值一提，我们帮助借阅者提高了生活的质量，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管是书本方面还是信息方面，还帮助他们找到了工作，让他们有家可归。
长期以来，图书管理员都无法得到足够的工资，但我们并不只是为了钱才做这份工作的。很多人远不及我们幸运，这份工作带给我了帮助他们的满足感。更多工资固然好，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政治家认可图书馆的作用。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公共图书馆关闭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从公共财务中节省下来的这么一点点开支，却会带来犯罪率上升、健康水平下降和教育成果减弱的恶果。即便我们还不能将公立图书馆的关闭与这些恶果建立直接的联系，但每位图书管理员都心知肚明——我们极为重要，我们是让社会群体紧密团结的粘合剂。
原文选自：《卫报》
译者：梁婧茹 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