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好评如潮的音乐、电影、书本、戏剧，奥利弗·布克曼（Oliver Burkeman）为何反而避之不及呢？
当我第五百次在头条上看到关于《汉密尔顿》（Hamilton）——这部今年将在欧洲上演的、脍炙人口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吹捧时，我越来越泄气得觉得，或许我永远都不会去看这出剧。发出这种感想并非由于我买不到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是因为，许多我认为品味还可以的人都对它大加赞赏，以至于让我产生了恼火抵触的情绪。
前几年，人们交口称赞的是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or）的电影《少年时代》（Boyhood），我至今未看；后来是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关于那不勒斯的四部曲，我至今未读。
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都说我并不是一个人，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作“文化逆向”（cultural cantankerousness）。这种逆向心理对书本、电影、戏剧、餐厅和假期旅游地的选择等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每当我看到一本书被打上“必读书目”的标签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吗？我才不看呢。”
通常，我们很容易误认为这就是一种“反向主义心理”（contrarianism）。毕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喜欢装腔作势，逆主流而行。就像某些新闻记者，为增加点击量而为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辩护；还有某些嬉皮士，别人越是不屑的时尚，他们越是要追捧。
当然反向主义也是有一定好处的，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的那样：
当你发现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绝大多数时，你就该停止随波逐流，进行深刻反省了。然而，与反向主义不同，文化逆向绝不仅仅是自命清高，追求与众不同：因为即使当我独自待在房间时，只要有其他书看，我就绝不会拿起费兰特的著作。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觉得她写的书不够好——相反，它们极有可能都精彩绝伦。
再比如说，我并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喜欢看厨艺比拼的电视节目。因为我深信，看了也不会有所收获，不看也不会有何损失。而在《汉密尔顿》和《少年时代》的例子上，我也知道，我的这种倔强会让自己与真正的艺术享受擦肩而过。
那么，这样的倔强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心理学家口中的“最优特性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一种不断探索自己和周围人的相似程度与差异程度的方式。没有人希望从社会内部小集体被排挤到社会边缘；也没有人愿意完全被小集体所吞噬。
这种心理在童年和青春期的体现便是：我们刻薄叛逆，桀骜不驯，违抗父母，从不循规蹈矩。而这种逆反心理，或许时至今日仍有残留。
不过，我对文化逆向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是对于“害怕错过”的恐惧心理的一种反抗。现在的我们凭借着发达的科技，比以往更能迅速知道他人正在竞相追逐的有趣事物。这往往致使我们紧张不安，心烦意乱，无法静下心来享受当下：我们是不是能做些别的更好的事呢？
而我对于那些热门书目、电影、戏剧的愤怒，正是出于那种想要重新夺回控制权的心理。不必纠结自己是否该读费兰特，因为我敢傲气地肯定我绝对不会去读；也不必担心没读就会错过什么，毕竟，不读费兰特我才有时间高谈阔论、到处推荐别人去看《风骚律师》（《绝命毒师》衍生剧）嘛。
什么？你没看过？那我倒是真要安利一下——快去看看吧。
原文选自：卫报
译者：王璐瑶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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