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介】
1942年出生于山西太原。1957年—1966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受教于刘文西。1980年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受教于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
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院务委员，艺委会委员，研究员。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中国美协第五、六届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曾任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会长、名誉会长。
《德霈万帮》
张士增：王迎春的人物画
王迎春是当今画坛卓有成就的女画家。她1960年代先后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和西安美术学院，1980年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是一位受过长期专业训练有坚实基础的科班出身的画家。她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炎黄文化发祥地的黄土高原山西和陕西两地度过的。悠远的中原文化传统，质朴的风俗人情，雄浑的自然景观，都在王迎春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黄河在咆哮》
所以王迎春的创作始终围绕着黄土文化的母题。她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的毕业创作《黄河在咆哮》（与杨力舟合作，获中央美术学院叶浅予奖学金）以及1984年创作的《太行铁壁》（与杨力舟合作，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质奖及北京市建国35周年文艺作品荣誉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评奖大奖）都表现出画家对黄土文化的历史感受和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
《太行铁壁》
王迎春的创作以人物画为主。她主张人物画要表现现实生活、社会和现代人。她认为人物画是画人的艺术，而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必然带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时代属性。画家如果对此缺乏研究和理解，就很难画好人物画。在创作方法上，王迎春又主张继承传统，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都旨在把传统人物画推进为现代人物画。我们考察王迎春的作品，可知都是源于以上的创作思想。
《太行烽火》
《喜盈门》是王迎春1995年的作品。题材取自中原一带农村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不可缺少的一种“自乐班”-——农民民间乐队。这种乐队的特点是完全由农民分子组成，老少不限，乐器组合不定，演奏场合随意。《喜盈门》中的人物形象和场面描写完全说明了“自乐班”的特点。画家着重刻画了四个人物的面部形象，无论老、小、胖、瘦，俱都是一付不惜力气和自我陶醉的表情。这也是通常农民乐队的作风。在整体人物塑造上，画家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立体主义的风格，强调了线条的分割和组合，但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动作却还准确地描写出中原农村庄稼汉的生动特点。可见这种对西方艺术的借鉴是颇为成功的。作品在色调上只在红的基调中求得统一而又丰富的变化，渲染和烘托了农民乐队欢快热闹的气氛，同时也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以红色为喜庆吉利的美好观念。《喜盈门》是一幅以现代人物画的创作手法，描写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农村人物画题材的成功之作。
《喜盈门》
王迎春的素描造型基础结实，又有变形技巧的能力，所以她的人物画大篇幅的能够充满气魄和力度，不乏深入细微的刻画，小篇幅的又能妙趣横生，多几分巧思和灵气。她笔下的农民情趣和村童形象，还体现了一位女画家对生活和人生的特殊感受。
《回娘家》
王迎春：感觉中国画之喜与忧
中国画至20 世纪初以来，经历了多次社会的重大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变，传统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与西方文化思潮的撞击之中。再看经历一个世纪、几度风雨的中国画之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着实令人欣慰。传统中国画在本世纪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冲击，应该是30 年代前后西方写实主义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造。
世纪之初，一批旅欧归来的学子，将西方写实绘画技能带回中国,以弥补传统人物画造型的缺憾，并着力改变传统文人画消极遁世的基本情调。使之在当时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当时这批优秀的艺术家，确实身体力行，投身于当时的潮流中去，并以手中的画笔，发挥着战斗的作用，对中国画的革新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时期，传统的中国画面临着时代的考验。
《吃西瓜》 62×62cm 2005年作
由侧重于题材的怀古忧思，转为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以追求笔情墨趣，转为写实造型为主要手段。原有的传统样式，较之西画、版画甚至年画的写实水平，而显现出力不从心。此时，徐悲鸿、蒋兆和等一批画家，把写实造型融入传统人物画中，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从美术教育入手，发展变革传统文人画，开辟了写实水墨画的先河。进入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实水墨画完成了对明清文人画的一次重大蜕变，从传统中国画衍生出一副全新的面孔，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次蜕变，是在外部力量的促使下，对中国画的改造。有些作品，看起来不自然、不和谐，艺术上不够完善。因此也引发了半个世纪对中国画的大讨论。对关于中国画姓“中”还是姓“西”、“革中锋的命”、“中国画局限性”，以及有关中国画的称谓应该叫它“中国画”还是“水墨画”，或“彩墨画”，以至于有人担心“中国画穷途末路”，对中国画的“边界问题”，“笔墨等于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村姑》 62×62cm 2005年作
80 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诸艺术流派大批涌入中国，中国画再次受到冲击。与上次冲击不同的是，在讨论中国传统绘画是否和京剧、日本歌舞伎一样，应作为保留品种，存入博物馆的同时，从现代西方艺术流派中，听到与中国传统绘画理念的共鸣，觅到些知音，某些追求不谋而合。事实上，现代西方一些艺术流派，是受东方艺术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种现象，又使得一些中国画家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从传统笔墨中挖掘中国画价值所在，一部分从水墨工具材料中拓展中国画视觉的魅力。总之，中国画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迂回曲折，延伸到现在，它没有因为过时而被淘汰。较之西方，如果古典写实主义与现代艺术之间存在断裂的话，那么，中国画由古典样式，千回百转到今天的模样，仍然在传承延续，不断创新，真是令人庆幸和深思。
《人与羊》 95×95cm 1987年作
抛开当代西方艺坛，关起门来，纵览当前中国画坛，可以说，还是非常繁荣而且活跃的。频繁的展览、众多的市场、宾馆饭店内中国画琳琅满目，国礼、赠品、笔会络绎不绝。中国画在本土、在东南亚、在世界广为流传，影响不断扩大。这些无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与此同时，我们在为中国画今天的繁荣庆幸之余，冷静地审视今日中国画坛，仍然面临着一些困惑。在参观了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一个接着一个的中国画展览，在翻阅各种版本，东南西北各地出版的中国画册之后，闭目回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又有哪些? 哪几件令我们赞叹不已? 回味无穷? 罕见有能超越石涛、八大山人、齐白石、潘天寿以至李可染、黄胄的精品之作。按说，前辈的水准，也不应该是后辈的最高目标。
《阳光下》 67×132cm 2011年作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今号称大师者，不在少数。但是从继承、发展、创造的标准来看，在美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大师，目前还未清晰地显现。在群山叠嶂之中仍待高峰突起。人们在期盼着这样的高峰赶快出现。当前中国画仍然处于分流、蜕变发展的过程中。是在一种相当宽松状态下大力张扬艺术个性氛围中的自然蜕变，但是，凡愿对中国画发展有所作为者，对历史有使命感者，都会自觉地承受这种蜕变过程，从浮躁中沉下心来，排除一些急功近利机会主义的做法，去潜心探索，深入挖掘，诚心追求艺术。在宽松状态下，做到自己对自己的强制，精心去搞创作。不过能够做到这一步，亦非易事。频繁的应酬，方方面面需要付出的“贡献”。在可喜的社会需求下，画家无暇去锤炼精品，无心尝试探索，无有创造的灵感。致使平庸之作泛滥、精品艺术难觅。国家之门既已敞开，中国画之门不可能关闭。东西方艺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不可避免。
《夏牧图》 40×172cm 2011年作
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不会是各自独立孤行，必然是在互相影响之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那么，中国画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树立自己怎样的形象? 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多元共存，意味着什么? 怎样去继承传统? 怎样吸收西方? 摆在中国画家面前的课题，还需要一个一个去认真地解决。最后，我引用一位教授讲的“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它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作为结束语。我想，它对中国画发展问题的讨论，对我个人的艺术实践中遇到的困惑，都会有所启发。
《雨后草青青》 62×62cm 2002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