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近可净化、滋养、陶冶心灵，远可教化民众、治国理政，甚而体现一邦之民风与国力。
近来，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似乎被诗“照亮”。上海复旦大学附中高一学生武亦姝在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上的出色表现，则激发出国人对古典诗词的新热情。一时间，诗教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诗与乐
笔者对迪伦的知晓源自德国导师的青春情结。导师那代知识分子的青春全然浸润于民权与反战的运动浪潮。迪伦为标志性符号之一，传世之作《答案在风中飘》首次公开时迪伦年仅21岁。翌年，1963年8月28日，林肯纪念堂前，当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之际，迪伦为几十万名示威民众高歌。去年10月13日，因其“秉承伟大的美国诗歌传统而创造崭新的诗意表达”，75岁的迪伦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20年前，当迪伦首度被诺奖提名时，美国诗坛怪杰艾伦·金斯堡就在推荐信中写道，迪伦的“作品帮助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的重要关联。”迪伦也把自己定位于“行吟诗人”。迪伦的歌词是一种隐喻，犹如寓言诗，代表着一种离经叛道的美学风格。他把一首首民谣化作一篇篇撼天动地的民权宣言与反战檄文。他的民谣中，有“大道”存焉。
诗与道
诗载道。《毛诗》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是一种载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然而，社会毕竟不可能重返文王时代。当代人无需以诗来实现兴观群怨，但诗歌仍可作为一种绝佳的教育载体。中华自古便有“诗教”传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构成一个完整而有序的教化系统。诗教、礼教、乐教，三位一体。乐自内出，礼由外作。乐主和，礼主敬意。以礼教中，以乐教和。而两者之基乃诗教，位列教化次序之端。
时下的学校教育却远离诗歌，除必读几首经典古诗之外，学生对诗歌隔膜已久。原因无外乎考试指挥棒效应，不考便可不教、不学，这就是应试教育的逻辑。会考抑或中考、高考，“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成为语文教育乃至国民教育挥之不去的阴影。“《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熛摧。”李叔同百年前的哀叹如警钟，长鸣于当下的教育时空。
诗与教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在诗的国度，中国文化即诗性文化。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便以诗的革新为突破口，由胡适1916年8月23日创作的白话诗《两只蝴蝶》开启。新诗诞生百年，以此为契机，诗教可撬动教育变革。
办诗性学校。文化自信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李叔同1905年编辑的《国学唱歌集》为当时中小学所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诗的形式吟出来，以歌的形式唱出来，以教的形式传下去。吟声歌声遍布大江南北，堪为范例。最近，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些学校随即开设校本课程，吟诗诵文以观物候。诗教，进而可孕育一所学校“温柔敦厚”的人文氤氲，使校园生意盎然，堪比“洙泗上，弦歌地”。百年积淀的苏州十中，办的是“本真、唯美、超然”的“诗性教育”，校长柳袁照“让老师诗性地做老师，让学生诗意地成长”。
育诗意学子。通过兴（感发）、道（引导）、讽（开卷）、诵（吟诵），诗教引领孩子滋养情感、涤荡灵魂、回归本真、完善人格、启迪人生，峨峨兮若泰山，汤汤乎如流水。诗言知，诗言情，诗言志，以实现求真、向善与归美的圆融。道在日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西语中的诗人源自古希腊语，意即创造者。诗人艾青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没有诗就没有创造。常吟诗诵词，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力。
诗与国
以诗作舟，荡漾于诗意、诗情、诗境，诗教所铺展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教育，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教育，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教育。诗教近可净化、滋养、陶冶一颗颗稚嫩的心灵，使莘莘学子腹有诗书气自华，走向梦想缤纷的远方。诗教远可教化民众、治国理政，即《诗大序》所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于诗”。诗教甚而可体现一邦之民风与国力。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个体的青春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组诗，而民族的青春即为一首荡气回肠的史诗。诗，关乎生命的救赎，关乎国运的兴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诗纬》有言：“诗者，天地之心也。”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成人；不学诗，人生的答案将永远“在风中飘”。
（作者俞可 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领导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