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策展“兰室长物” 文房复苏彰显文化自信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2017-03-09 09: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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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文人的精神家园

韩回之

中国古代文人好文擅艺,然其审美情趣,当以宋代为勃发源头。彼时的士大夫在公务之暇,多寄情于琴、棋、书、画,其场所即为之特辟的书房。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有云:“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可谓描写了理想化的书房环境。

文房,读书写字赏艺之地也。古代文人书房中除了赏玩摆放的大器物,最为实用的是笔墨纸砚,所谓“文房四宝”。墨,在古代除了日常使用,还会被用来制作礼品,或用以臣子对帝王的进呈,或作为文人相赠的风雅伴手礼。清吴大徵以自己收藏的楚错金铭文龙节为模版,制作了同款龙节墨恭送同好,可以说将自己的珍爱、得意之情表现得恰到好处,“雅贿”而不浮夸。

笔,古有“退笔三千”之说。旧时,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毛笔非一次性消耗品,笔头是可拆卸的,颓萎而换之,笔杆作为可长期保留使用之物,就生出了很多讲究。从材质的奢华上看,有翡翠、白玉、象牙、雕漆等。宋元时流行木胎笔杆,其上以髹漆彩绘、剔犀、雕漆、嵌螺钿等手法装饰,笔杆相对较轻,更宜把握使用。

砚,不易损坏,是流传下来最多的文房,但也是俗物最多的遗存。然而出人头地的文人对砚台的追求乐此不疲,往往择良石佳材,再聘名工大匠精雕细琢。选上等好木材,或紫檀、或花梨、或乌木,整挖拼嵌以为匣,上嵌珠玉金石,以显文心玲珑;再于砚、盒之上题跋以抒怀明志,行、楷、章、草、篆、隶各具风骚,无论繁复抑或简洁,皆各有乐趣。清大西洞包袱砚,原配红木匣,为常熟沈石友旧藏,上有近代金石巨匠吴昌硕题跋,入载《沈氏砚林》。后流落东瀛近百年,为现藏家多年寻觅终购回。

至于纸、墨之用,也是讲究多多,不说也罢。然倘使言及文房以为即是四宝,那就以偏概全、知一忘百了。屠隆《考槃余事》中记载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种文房器玩: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箫、麈、如意、禅灯、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其实,文具之数,又何止这些。

韩天衡策展“兰室长物” 文房复苏彰显文化自信

清 荷叶翡翠洗(珊瑚勺)

韩天衡策展“兰室长物” 文房复苏彰显文化自信

清 田黄冻石

譬如砚屏,置桌案之上于砚端以障风尘之屏。也有说法是因为油灯、烛光令墨水产生折射光耀眼,故用砚屏以避之。传砚屏始于宋代苏东坡、黄庭坚二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近代微雕大师于硕(啸轩)制作的砚屏,于三寸象牙板上刻严子陵富春垂钓图和钓鱼台赋,刀刀传神,不但贵在小,且贵在精妙,其字微如蚁足,放大观之却结体扎实,具有苏东坡书法的韵味,可谓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

再有如意。脊背瘙痒,搔之不及,用此器挠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自战汉时期引入中华,在魏晋时广为流传并逐渐发展成了文人所持风雅谈具,至明清时更是转化成附有吉祥含义的陈设器。玉石、翡翠、竹木、漆器各种材质皆有,其上饰以吉祥纹饰。古人云:器必有文,文必有意,意必吉祥。如意,早已摆脱原本的意义,从器型、材质到装饰,无不表现吉祥的主题。

还有范制匏器,也是文人之爱。从小就给葫芦套上磨具,古代用瓦,近代用石膏,在葫芦长大的过程中,让模具的反纹印在葫芦表面,称之为坐范。范制匏器起源于明代,至清代颇受皇家重视。康熙帝曾于瀛台丰泽园内广种葫芦,并设专人管理督造,生产出诸多清朗典雅的模制匏器,其制作工艺之精巧,产品种类之纷繁,领导标新,风神别具。在彼时,是远精贵于官宦器的奇品。

中国文房之道,当以实用性与仪式感并重的自娱为最高境界。其意趣深邃,涉及艺事层面广袤,范围可广至园林室庐的营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车衣饰的乘服。用赏类则以文房用品笔、墨、纸、砚等四器为主体,进而游艺于鼓琴、焚香、弈棋、试茶、临帖、观画、刻竹、饲鹤等文人热衷的生活雅趣。文人崇尚自然,是由文房中的百般精致雅逸的陈设,追逐模拟创造着理想中的自然。而在自然生态中,瘦梅病柳、石之皱瘦漏透、冬日养虫啼鸣,园中饲鹤相嬉,同样是文人之爱,情怀之寄。

文房四宝仅仅是个大概念,四宝也只是一个虚数词,除了笔墨纸砚,文人所有的爱好与制作都可以归为文房。文人用器就如同文人的情感一样具有多元性、开拓性。它们材质多样、工艺繁复、形式多变,从中可以玩味古代文人多彩丰富、不一而是的审美情趣,乃至文心与匠艺结合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艺品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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