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的秘密生活:你只能习惯于让人们失望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03-17 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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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的秘密生活:你只能习惯于让人们失望

我们最近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我们要争分夺秒的劝说人们团结起来,保持家庭稳定。社会服务的办公室里是没有幽默的。幽默是不合时宜的,但为了消磨枯燥压抑的工作时光,它们的存在又十分有必要。我们的桌面上摆满了糖、咖啡,还有雄心壮志。工作长度和工作带来的压力让所谓的“按时饮食”化为泡影,而且很多人都因此对小面包、碳酸饮料和生日蛋糕爱不释手。这些零食和饮料在你接到紧急外出通知,来不及吃东西的情况下可帮了大忙了。在被突然安排上法庭的时候,你还可以从小柜子里拿出零食,并和同事偷偷摸摸地商量着是否应该在体重管理软件上登记所吃下食物的热量。

上学的晚上不要喝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一般来说,平时的工作可能会包括一场突然的家访,检查一下暴力的前任有没有重新搬回来,家访过后会有一场会议,决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比如说,帮助家长解决孩子已经8岁但还是不去上学的问题。下午,我们可能会商讨解决某位年轻客户取消会面的后续行动,大致推断是因为让他们害怕的那个人勒索他们。然后在高峰时段穿过城市,看看一些潜在的养父母是否满足领养1岁的孩子,重建家庭的条件。

我选择从事社会服务,是因为我想要做一份具有深度的工作。我出生不错,有贴心爱我的父母,随后我意识到这些坚实的基础才是我努力生活下去的理由,不管生活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社会工作者这份工作的特殊性,家人之间的沟通会越来越少。我们要不停地弥补和家人们及朋友之间的隔阂,我们要不断地与这些隔阂竞赛,努力维持稳定的关系。

当人们得知我做过的事情时,他们的反应和回答都是一致的,“噢,这活儿我可干不了”,然后就是一大段让人不是很自在的沉默,又很快安慰我说,“不过你的工资肯定很高”。我必须承认,我不常反驳最后的那个看法,因为我知道说这句话的人也是抱着善意的。我只是不能解释社会工作者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报酬。我们不能将那些成功的故事广而告之,我们没有那个权利。我们的报酬便是,一个家庭运转良好,这就够了,而且这是那个家庭自己的事情,而非他人的。

社会工作就是处理各种关系,而你在处理这方面的技术将决定你的职业是风生水起或是一败涂地。你得习惯于人们让你失望,以及让人们失望,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我们的工作就好像打开了很多个浏览器的界面,日夜不停息。就算是你回到家中,试图把这些界面给关掉,但你还是会想起待处理案件中的孩子,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他们的这种生活又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我有好几次都直接坐在了排泄物上。很难找出到底是谁家的狗狗在沙发上拉了大便,你所能希望的便是主人们能认识到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我最沮丧的时刻是我不得不把坏消息带给那些孩子,因为他们的妈妈在商店行窃再次被捕,不能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接他们回家了。当然这份工作也会给我带来快乐,比如当年轻人终于愿意放下戒备,谈论他们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在一次主显节上,一对父母意识到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使一切有所改变。

我最前期的工作很是普通,主要就是帮助满足人们较低的一些帮助需求,比如说帮助人们整理他们的财务,帮他们买家庭的基本必需品,像床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都无影无踪了。当然了,家庭以及他们的需要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待处理的事情很多,腾不出手去帮他们,只能让他们去找其它的服务机构,而那些机构的部门预算也在削减。部门的前辈们告诉我说,就贫困而言,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差的情况了。如果人们无法让孩子吃上饭、穿上衣,我们又怎能期待他们可以重视行为修养呢?

我最害怕处理的案例就是吸毒的父母。帮助瘾君子戒毒的同时,还要持续兼顾对他们孩子是否造成了影响,这种事让人心碎。当孩子前来应门,你走进他们的家中,看向父母的眼睛,发现他们又吸毒了,你的心都凉了。我们有很多方法来尝试着帮助孩子们接受父母吸毒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却无法治愈他们内心那种被遗弃的感受——父母们将毒品放在第一位,因为毒品,父母将家产挥霍一空,毒品也成为了他们的挚爱。

是否需要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这个决定是由社会工作者、部门管理者、某些地区还有陪审员来讨论,最终由法官决定。这还是你不得不参与做出的最坏的决定,也是最残酷的考虑。如果一名儿童需要从紧急环境中撤离,直到确保该儿童的安全后,其它的工作事宜才能继续展开。最终有所安慰的是孩子们不用再受到伤害了,但是当我们知道将孩子们带离这件事便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时,做出这个决定也变得很难了。

那种有东西要离开你的恐惧感会一直追随着我,一刻都不停歇。这种声音会在凌晨三点回荡在你脑海中,让你没法享受和自己孩子洗澡的亲子时光,在周五的晚上让你止不住地担心,为那个孩子的境况辗转反侧,为他是否安全,是否能上学忧虑重重。

我一直以来最感到抱歉的便是换工作,因为这个,我不得不将那些人抛诸身后。根本没有所谓的可以离开一件案例的“绝佳时机”,你把这个案子交接到另一位社会工作人员的手上,所有涉及人员的伤疤就要再一次被揭开。但是,我们也是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

原文选自:卫报

译者:张飘洋  编辑:刘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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