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吉祥时光》的“完成稿”交给编辑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
我没有写西墙下的夹竹桃：雨后的院子，蜻蜓在空中飞舞，有的一只架在另一只的身上飞，我们不知道这是爱情，我们管它们叫“架彩”；有的蜻蜓落在盛开的夹竹桃上，悄悄地走过去，一抓一个……如果能抓到“膏药”或者“捞兹儿”（两种特殊花 纹的蜻蜓），那就是中彩了。
我没有写草地上的指甲草：姐姐把指甲草上的花瓣摘下，用小木棍儿在石头上捣碎，除了把她的指甲涂得通红，还把它涂在我的腮上，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没有写小南屋前的玉簪棒：我一岁的时候，手里拿着含苞的白花儿，光着屁股和它合影。那张照片被压在玻璃板下，最精彩的地方后来被沁进的水沾掉了……
我还没有写枣树上的杨剌子：那绿色的虫子几乎蜇遍了家里所有的人，但回忆起枣树时，它与又脆又甜的枣子却同样出现在你的眼前……用现在的眼光观察杨剌子,它的外表是很酷的。
想到这些难忘的小生命，似乎被写空了的心忽然又变得充盈起来。
书写自己的童年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有一天，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发现开始的时间太晚了，许多事情已经不记得了。尤其是那些情感和话语，那些声音和颜色。
那个家、那个院子我已经离开了五十年，许多人和事都已随风而去，留下的也已经支离破碎……岁月流逝，星光逐渐暗淡。除了时间和距离，还因为十年特殊时期摧残了那里无辜的树木花朵，摧毁了那里善良的生命……
“想不起”和“不愿想起”，让我沉重而纠结。我想念那个地方，但是我不愿意回去，那里有我难忘的美好时光，也有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看着大楼拐角的一株玉兰，已经是冬天了，没有一片树叶，却有一个个“花苞”俏立枝头，我实在分不清这是玉兰树的“迟暮”还是蓄势待发的“新生”。
我就像在冬天的季节里寻找春天的花朵，艰难虽是艰难，但生命的绽放总是给我意外的惊喜！
我还是要写，童年在记忆的深处，当你试图唤醒它的时候。有时候它像个陌生人一样走到你面前，让你不由不怀疑，这是我的童年吗，还是我的思念走火入魔了？有时候它却又奇迹般跳起来拥抱你，让你返老还童。
我努力地在写。生活本来馈赠给我的“戏剧性”的可以变成故事的情节都随着时光消失了，尤其是那些细节和语言。剩下的只是一个个镜头和画面，缺少的是动人的感情的记忆。
有人说，大人物的回忆是属于“历史”的，小人物的回忆则是属于“文学”的。我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心中童年的故事里也有刻骨铭心的历史，我不愿意让我的读者以为我的童年是在一个虚无的年代度过的。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过去，能看到那个时代中一个真实的童年。
我用心地在写。这不是一部回忆录，因为我的童年里还有属于文学的人性和温情，也有可以启迪人生的智慧与文化。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我的童年若写到心灵深处，便也是你的童年。
这几年因为各种机会让我看到许多作家书写自己童年的书。我有兴趣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从同行和朋友们的作品中学习到不少经验。
希望把童年写成一部文学作品，那就要在真实的基础上有适当的虚构。但是许多写作者在书写的时候都发现，真实的生活是排斥虚构的。但是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我理解的这里的虚构，实际是感受过、思考过的生活。我现在写下的“文学”是感受过的生活。
我自己在书写童年的时候，经常遇到几个问题：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的关系，沉重与轻松的关系，童年中儿童视角与书写者当下思索经验的关系。
不断地遇到，不断地克服，也就不断地获得成功感。
我还想写出老北京的文化，可什么是北京文化呢？北京文化有好多种，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平民文化。我们的主人公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文化阶层，而不是非要找个京剧演员或者八旗子弟来站脚助威。
北京有句老话：东富西贵，南贱北贫。在20世纪50年代，虽说都是北京，但各地区又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有些俏皮话很有色彩，反问句居多，大都用在不太友好的场合。售票员问：“先生，您买票了吗？”这位先生不高兴了，就回答：“买票了吗？你把这个‘吗’字给我去掉成吗？”再比如，甲不小心碰了乙，甲说：“哟，没看见——”乙回答：“没看见？！你长着眼睛是喘气儿用的？”
这些对话有特点，但不能代表老北京人都那样说话。我觉得古道热肠是老北京人一个特点，凡事要讲个“理儿”也是如此。我尽力而为，不太刻意。
我还庄重地在写。我要用这部作品寄托我对父亲、母亲、姐姐的思念，送给我还健在的哥哥、我的朋友们，同时献给那些真诚和善良的好人。
感谢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左昡、邢宝丹。感谢那些支持和鼓励我写作的读者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