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一人一策”才是真正关爱学生、解决问题的办法。说白了，还是得用心、用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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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来都挺“迷惘”，甚至也涉及“自杀”这样的极端话题，但这次所谓大学生“空心病”的讨论，与当年的“潘晓来信”不一样。当年的“潘晓来信”是青年自我与主体性的觉醒，是自我反思性的体认，而如今的“空心病”似乎印证着部分青年主体意识的稀薄，折射了某种自我放逐。
“空心”源于回避“意义”二字
笔者没有查到徐凯文先生关于“空心病”一文中各种数据的具体来源（如“北大一年级新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40.4％的人认为活着没有意义”），因而无法去核实这些数据采集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但是根据自己在高校工作的观察，类似情形的确存在。
最近，我一直在和即将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谈毕业论文，我认为文科的论文写作就是一个“寻找意义”的过程，循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写一篇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应该是大学生在一段学习结束时给自己最好的交待。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坐到我对面时一脸茫然，他们不知道有什么话题可以挖掘、有什么现象值得讨论。当你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的时候，还有什么学术问题会让你觉得有意义呢？
一些大学生回避“意义”二字，这绝不仅是在大学阶段形成的。我们的教育从幼儿阶段开始，更习惯于让孩子“接受意义”而不是“寻找意义”。网上流传过一篇中美历史教育比较的文章，在学习某次战争的时候，中国学生被要求熟记时间、地点、事件这些“史实”，而美国学生会被要求写一篇小论文分析“如果这场战争英国军队赢了会怎样？”
我们的学生习惯于认为，教材的说法总归是对的，老师讲的也一定是对的，从而在一开始接受教育时就缺乏反思和批判的动力，也逐渐养成了实用主义倾向——只要和书本、老师一致，就能拿到分。
分数是我们学生的“命根子”，网上说“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这直接导致我们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出现很多不适应：要么觉得进入大学后可以喘息一下；要么觉得父母规划的人生目的已经实现，可以交差了；要么把大一变成“高四”，依然用中学“刷题”的思路来应对大学的学习，考前突击一番，最后分数还不错……
大学阶段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大学生出现上述种种情况，再与大学的“扩招”、功利主义和数据导向的考核以及师生关系的淡漠等问题叠加在一起了，因此，简单地把板子打在青年身上是不妥的。
“焦虑”折射出时代境遇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命题和问题。在“潘晓”之前，我们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潘晓”之后，还有“平凡的世界”。在任何急遽变动的时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永远会摆在青年面前，而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又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历史地看，人的精神状态也是近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讨论的一个重点。1925年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创作了诗歌《空心人》（The Hollow Men），刻画了现代人的无聊、空虚、焦虑的精神生活，被认为是描写当时人的精神状态的代表作。1930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写出了《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特别讨论了“个体自我在当代状况中的维持”“精神的衰亡与可能性”等问题。雅斯贝斯曾长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他说：“以往是少数人焦虑地思考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而现在，大战以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1964年，面对西方世界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的各种问题，另一位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他阐明了西方社会中人们内心里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是如何被一点点侵蚀掉的，人最后如何成为“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创造力，不再想象和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如果说以往我们在读这些内容时还觉得都是“西方语境”，那么现在这些问题也随着中国社会高速的变革与发展来到了我们面前。马克思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这也许就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我在做大学生班主任时，常会去学生宿舍转转，让我担忧的是，学生宿舍的很多书架上，最多的几种书往往是公务员考试、英语考试、计算机考试和心灵鸡汤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的导师告诉我，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大学时，宿舍条件很差，没有独立书架，但当时的大学生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经典名著、床上床下塞满了书……
当然，当年的大学生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不用交学费，能读书自然远强于“昼出耘田夜绩麻”。如今的大学生必须面临市场的选择、经济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形势，一方面有可能转化为奋斗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非常功利化地读书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挫折，更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乃至迷失自我。
我们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赶上了中等发达国家，但同时也有相当多软件和硬件没有跟上，对整个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干预也还比较滞后。高等教育普惠百姓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心理、群体心理这些层面的跟进和调适，可不像造一幢教学楼那么容易。
应对“空心病”须防简单粗暴
现在不少大学生，就像“被拉坏了的弹簧”，每只弹簧都有它一定的拉伸限度，一旦超过极限，再想恢复这个弹簧的功能就很难了。或许，这些青年正是“空心病”的受害者：当来自教育系统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压力过多地传导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可能就塌陷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可能更接近于卡夫卡说的“我们称之为路的，不过是心中的彷徨而已”。今天的年轻人如何找到自我，如何帮助每个年轻人找到自己独特的路，让他们不彷徨或者不太彷徨，这能否作为应对“空心病”的一帖药呢？
面对“空心病”，最先诉诸行动的必然是各级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一定有能力改变整个生态，但是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小的试验田，让学生尽可能获得一些“分数之外”的东西。雅斯贝斯在另一本名为《什么是教育》的书中说，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诚哉斯言，虽然做起来难上加难，但不妨有空拿出来品咂一番。
此外，全社会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对“空心病”现象的严肃讨论和学术研究。我查阅了中国知网，发现徐凯文先生本人至今也还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过直接和“空心病”相关的研究成果。“空心病”不一定能成为学术概念，但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问题，一定是可以研究的。如果“空心病”只是被媒体和大众炒来炒去，那只能说明这种“病”在到处蔓延。
最后，我们要警惕那种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应对“空心病”的做法，莫将教育者自己的焦虑转移到学生身上。相关学校和部门，千万不能因为看到有“空心病”现象的报道，就把学生一批批拉去听讲座、做测试、填量表、建心理档案。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了之后学校可以表态说“我们工作不缺位了”，不过“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一人一策”才是真正关爱学生、解决问题的办法。说白了，还是得用心、用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