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类总是想打造一个“我们”vs.“他者”的世界呢？该如何应对这种有害无益、却又让人安心的本能？
还记得小时候“建造城墙”时的激动吗？用雪或是巨大的纸板箱做堡垒，把自己埋在毛毯和枕头里，隔档敌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去英勇战斗，直到妈妈喊我们回家吃晚饭。
长大后，我们也会发誓永远支持某个球队，并憎恨他们的对手。连运动员都会为了寻求高薪合约跳槽到另一支队伍，我们却仍然相信自己支持的队伍是特殊的。我们充满激情，有时甚至达到暴力的程度，尽管谁都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
社会中的人为分割无处不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黑人和白人，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哪怕是我们中反对筑墙的人，也会对那些筑墙者指指点点。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堵墙——我们会自然地把世界分为“我”与“非我”、“我们”与“他者”。几千年来，圣贤一直教导我们，人类是一体的，但我们仍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搞分裂。
为什么会这样？代价是什么？如果可以弥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类是这样进化而来的。塞巴斯蒂安·荣格尔指出，作为一个在恶劣环境中存活下来的物种，几千年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天气、野兽、其他部落）的能力救了我们很多次。那些最倾向于联合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下来。共同的危险让我们感到亲密，合作无间。事实上，它是如此令人振奋，正如许多士兵回家后会想念并肩战斗的时光。
知道自己是谁让我们感到安全。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不断定义自己。比如我：白种人，男，出生在爱荷华，生活在波士顿，禅宗佛教徒，善于学习语言。通过无数的标签，我建立起了这个我称之为“我”的个体。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写道：“没有认同感就没有活着的感觉。”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不喜欢的自身特质，并且更容易在别人身上找到这些特质。（我很好，那边那些人才是软弱/懒惰/无知的）。
这种对他人的（虚假）判定令人安心。给整个群体贴上标签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得多。如果所有纽约人都固执己见，或者所有的政客都不诚实，我们就不必再为弄清楚谁是谁而付出艰苦的努力。乔治·奥威尔的《1984》精准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把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习惯——假定人类可以像昆虫一样进行分类，断然给数以百万计或数以百万计的人贴上‘好’与‘坏’的标签。”
代价是什么？
一旦给别人打上标签，我们就不会再去仔细分析了，对他们的恐惧也会增加。我们很容易便会给自己设限——甚至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只和与我们相似的人交流，只接受我们赞同的意见。结果便是，我们会对社会和经济鸿沟另一边的人们的信念感到困惑：“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那些希拉里的支持者”，“那些脱欧选民”。我们对别人的恐惧增加了，却忘了我们共享着多少基本的人格。
实际上我们并不那么安全。把整个群体都称为好人或坏人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最终会不小心把白帽子安在坏人身上，而给好人身戴上黑帽子。将数百万人打上恐怖主义者的标签，会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把他们赶走。
我们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试图摆脱整个群体是费力而低效的。史蒂文·布雷尔指出，自9/11以来，政府已经花了万亿美元对抗恐怖主义，但可以说美国并没有比15年前更安全。
我们能做些什么？拥抱我们的内心的筑墙者。越是了解自己内心寻找敌人的冲动，就越能看清他人，越早认识到谁正试图操纵我们，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
明智地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坏人”。我们针对的应该是行为不良者和真正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给一群人都刷上同一种颜色。我们应该针对恐怖分子，而不是穆斯林；针对贫穷，而不是穷人；针对野蛮和种族主义，而不是警官。
努力去理解那些看起来陌生的人们。这可能是最艰难的任务。脱欧投票后，牛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贝茨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向人们展示了英国地图，标出了所有投票赞成脱欧的郡，指出他在最支持脱欧的50个郡中待过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天——对于不断扩大的社会和经济鸿沟另一边的人们，他承认自己了解得太少了。
也许我们真的需要类似二战那样的巨型社会“搅拌机”——不是战争，而是一种普遍的全民服务。社会各界的年轻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打击无家可归、贫穷、文盲等真正的共同敌人——借此去了解我们共同人格中最好的一面。
不满和变革的愿望背后，有着巨大的能量——可以让我们感到更加孤立和害怕，也可以让我们联系地更加紧密，更加乐于参与。 选择权在我们手中，但如何选择却至关重要。
原文节选自：ideas.ted.com
译者：cth666
编辑：钦君
阅读更多文章，请关注“文谈”公众号：cdwen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