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柏琳娜·瓦利斯12岁时，父亲自杀，彻底改变了她命运。不到两年，她的母亲改嫁，全家从澳大利亚搬到了新西兰惠灵顿。她悲惨的生活从此开始。
“我过得很不好，”瓦利斯说。“我的继父很暴力，没有一个人能说上话。”
她梦想成为一名专业舞者。她在学校的午餐时间设立了一个芭蕾舞学习班，很受欢迎，甚至著名舞团林布斯（Limbs）也来学习经验。
可是几个月不到，为了生存，她就成了站在街上靠卖淫为生的站街女。
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她走过一个公园，有一个男人给她100美元做嫖资。
“我当时穿着校服，他不可能看错我的年龄。”她说。
瓦利斯用这笔钱跑到奥克兰，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
倚靠在墙上这一举动总会招致搜查和威胁。
“我曾想用旅店外的电话亭打电话求救，可总是占线，只好等着。”她说。
“警察跑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等用电话。’”
警察指了指，说没人用电话，不需要等。瓦利斯称，他们觉得自己“可聪明了”——不过，却不明折她解释说她打的电话占线。
“他们搜我身，查我有没有带避孕套，以为我是妓女，因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卡朗加哈普路后面，那条路是声名狼藉的卖淫区。”
“讽刺的是，正是这一次使我有了做妓女赚钱的想法。警察让我感到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没有钱，我还是会在街上晃荡，反正倚靠在墙上也总会招致搜查和威胁，我就想是不是妓女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
瓦利斯走到卡朗加哈普路，找到一个站街女，熟悉情况。
她指给瓦利斯两条小巷，能在那边站街。“她还给了我一个避孕套，告诉我基本的收费情况，还建议说，如果我准备好了，就要争取做到，如果我还没准备好，就不要去做。她人很好。她是萨摩亚人，很年轻，不该在这，但显然她做这行很久了。”
1989年，在做了两年站街女之后，瓦利斯拜访了克赖斯特彻奇的新西兰性工作者联盟（NZPC）。
“我当时在寻求帮助，也许是要洗手不干，可是我每次得到都是避孕套。”她说道。
每周晚上，她还得到这个机构定期发的酒和奶酪。
“他们开始聊天，认为有关‘性工作者’的观念都是低人一等的，性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没什么区别。”瓦利斯回忆道。
不知为何，似乎这使她的工作变得更加愉快了一些。
她成为了联盟下属的妓院的协调人，热衷于支持由联盟发起的性交易全面合法化运动，包括皮条客合法化。
“我感觉一场革命即将到来。性交易合法化能让女性变得更好，我很激动。”她说。
2003年，性交易合法化，瓦利斯参加了性工作者联盟举办庆功会。
性交易于2003年合法化，在新西兰报纸上有了卖淫广告。
不久，她就醒悟过来。
新西兰《性工作改革法案》允许妓院合法经营，这种方式对性交易中的女性来说是最安全的，因此很受欢迎。英国内政部专责委员会一直在考虑一些其他的有关性交易的方案，其中包括性交易完全合法化。不过，瓦利斯表示，性交易合法化在新西兰就是个灾难，只有皮条客和嫖客从中受益。
“我以为妇女能因此获得更多权力和权利，”她说道。“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反对性交易合法化才是正道。”
该法案存在一个问题，即它允许妓院老板为嫖客提供“全套”的性交易，因此，嫖客只要付钱，就能对妓女做任何事。
“以前，我们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不用做‘全套’。”瓦利斯说道。“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妓女不能自己定价，或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性服务，而这一点是性交易合法化的主要部分，也是所谓的好处。”
四十岁的瓦利斯准备去惠灵顿一家妓院找份工作，对看到了景象感到震惊。“我第一次轮班，看到一个女孩做完大保健工作回来，惊恐万分，颤抖地哭着，话都说不出来。前台还对她大吼大叫，叫她回去继续。我抓起行李就走了。”她说。
不久之后，她将所见告诉了位于惠灵顿的性工作者联盟。“我们在做什么？”她问。“难道我们所做的努力适得其反吗？”
她说“根本没有人理他”，最后她离开了性工作者联盟。
在此之前，这个组织一直在支持她，没有人因为她的工作而指责她。
后来，她走上了“废除性工作合法化”之路，即使这条路没有收入。“我在新西兰性工作者联盟的工作是做简报。我曾读到一段话：一些人在谈论时眼眶含泪，她们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直到她们不从事性交易了，才真正懂的那些感觉。”
“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直到我读到这段话，我才意识到：‘天呐，这就是我。’”
瓦利斯无路可退。
2011年初，她离开了性工作这一行业，搬到了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黄金海岸，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她很迷茫，也很无助。她的邻居想要聘请她做网络色情工作，她礼貌地回绝了。“我感觉额头上就像贴着‘我是鸡蛋’标签一样。她是怎么知道的？我现在知道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女性，”瓦利斯说。后来，她的邻居每次看到瓦利斯，都会狠狠羞辱她一番。
瓦利斯开始在网上认识一些女性，有反对性交易合法化，自称“废（性）奴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这种废奴主义者的模式也正是英国内政专责委员会目前正考虑的模式：判定皮条客和嫖客有罪，同时主张性工作者合法化。
瓦利斯建立了一个团体，名叫“澳大利亚进步女权主义协会”，并很快就受邀参加一个会议。该会议于2016年在墨尔本大学召开，是澳大利亚首次废除主义运动。在澳大利亚，许多州实现了性交易合法化。
墨尔本自1980年代中叶就有合法妓院存在；虽然有很多人支持合法化体系，反对运动也呼声高涨。
瓦利斯成为了一名反对性交易的女权主义活动者，感觉卸下了过去的重担。她说这一时期是“我新生活的起点”。
“我先是情感上得到解放，接着就是身体和精神的解放。”她说到。
会议结束后，瓦利斯去看了医生，并接受治疗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
“我终于不再从事性工作。性工作带给我很糟糕的影响，但是我很善于藏匿将这些影响。”她说。
“我重新感觉到自我的完整，这花了很长时间。”
对于瓦利斯来说，与一群理解性工作情况的女性在一起工作，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这一些女性会发起运动，揭露性工作的伤害。
她还决意要确保对施虐者保持沉默的女性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把人们困在这个行业里，或叫她们逃离，这不是我的目的，”她说。“但我确实想做出一些改变，这意味着为了帮助其他女性，我会尽我所能站出来讲话。”
作者：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 编辑：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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