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男人的道歉听起来没那么糟糕了。在他们的“前辈们”，如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发的道歉不真诚并引发民众的强烈谴责之后，遭性骚扰或性侵犯指控的男人吸取了教训，道歉听起来更加真诚，也更让人信服。
譬如，路易斯·C·K（Louis CK）发表声明称“我不会原谅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参议员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也承认这是一种羞耻。这些道歉声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他们的行为引起的公愤。但有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问：道歉之后呢？从职业和个人层面，这些被指控者到底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才是合适和恰当的呢？
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指控不会结束，诸多行业正为如何回应性骚扰指控而踌躇不定、苦苦挣扎。而那些利益的掠夺者们也迫切渴望着踏入这一片纷繁混乱之中，从中牟利。
当法律不能惩恶扬善，彰显正义的时候，我们便只好用自己的方式——报复，来讨回公道。我们的司法制度让女性受到太久太久的不公了。数十年来，对限制令执行不力、不相信对受害者，不及时检验强奸物证等等，这些都让女性受到的暴力，尤其是强奸、家暴、跟踪、骚扰等亲密性暴力行为不能得到充分的调查和起诉。即使在数十年间受到几十名女性的控诉，如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之流，甚至都站上了法庭，想真正让他们定罪仍旧困难重重，难以定论。
无论是进入听证会阶段还是处于法定诉讼时效内，就算每条控告都面临着诉讼的压力，但有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问：司法系统真的是审判这些罪行最合适的地方吗？美国的司法体系有时也会让人不禁怀疑，仿佛它从建立之初就明目张胆地歧视女性，还是，坦白说，美国的司法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了。
就在几周之前，《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Sarasota Herald -Tribune）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量刑上，同样的罪行，黑人往往比白人刑期更长。我们总能在报纸上看到或是听到一些报道披露逼供、警察和地方检察官滥用职权、法官要求连任而自食恶果等现象。更不要说我们腐败的监狱系统了，狱警随意欺凌囚犯的现象屡见不鲜，与其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改造囚犯让他们重新做人，不如说是为了彻底摧毁他们的灵魂。
司法审判的失败，使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舆论审判，而这也导致了报复的肆虐。没有了仲裁者，案件便得不到妥善调查，刑罚便会失当。因为一名乐队成员被指控性骚扰，PWR BTTM乐队的演出被取消、合约被提前终止，但该指控甚至都未经查实也未经法院审理，无凭无据就让他们失去了演出和合约。
尽管罕见，但现在，一个未经证实的指控就可以轻易让人们失去工作和生计来源，指控性骚扰成为了政客打压竞争者和政敌的有效手段。我们还面临着这样一个风险，我们为诬告敞开了大门，使得性骚扰指控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因此，女性朋友们，我们必须认真审视这个问题，认真审视这一切以女性安全为名义实施的犯罪。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套适当的社会标准的原因，我们需要一套标准来衡量伤害、权衡后果。我们不能漠视无辜男性受到不当指控，更不能为此沾沾自喜。从始至终，我们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所有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轻率地用另一套不公正的体系取代当下的制度不公。
说些女性应该掌控一切的玩笑话于事无补。就在去年，包括女性健康公司Thinx和美国女性服饰销售网站坏女孩（Nasty Gal）在内的一些企业，就有多名女性遭指控骚扰和剥削员工。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如何消灭一个坏人，而是如何废除这个鼓励和保护权力滥用的体制，并用一个新的体制来代替它。
若男性未经允许便对女性动手动脚，或进行言语挑逗，或因为求欢被拒而打击报复，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但似乎我们当中无人能回答到底什么样的惩罚才是合适的，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所作的裁决都过于武断和随意了。
我们不能让受害者决定一切。一件谋杀案中，如果仅仅因为受害者家属希望罪犯杀人偿命，这并不能成为死刑正当性的理由。司法系统的全部意义在于调停争端、制定标准、纠正错误。
我认为，尽管我们对何谓公正的诉讼体系仍有诸多不确定，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不是对失败的制度的重现，它已经让我们失望太多次了。重建一个更公正的、能够让人们不受干扰地茁壮成长、繁荣发展的世界，至关重要。而重建，需要从此刻开始。
(编译:周祎、王嘉腾 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