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和生态原因。在中国，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家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彰显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艺术与生产生活休戚相关，透过这扇窗户，人们能够审视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风貌、日常生活、审美心态和价值追求。最近出版的三卷本《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艺术的浩瀚气象有诸多启发。
作者庄申是北京人，生前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史家。他家学深厚，其父为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庄严。庄申少年时期曾随父辈们见证了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后来，他专攻中国艺术史，并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中年时期在香港大学任教22年，并且是该校艺术系的创始人。他除了本书之外，还有《中国画史研究》《中国画史研究续集》《元季四画家诗校辑》《扇子与中国文化》等一批著作问世，在学界影响深远。
书中的每篇文章皆能独立，皆成话题，有趣有料。本书没有采用生涩的学术语言和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而是用温情的笔墨，以历史朝代为序，由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起笔，止于清代“唾壶”的演变。每编分器物、绘画、书法、服饰、雕刻与建筑等章节，从艺术品的风格、造型到用途，揭示其蕴含的文化、历史、社会、宗教及哲学要义，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艺术洞察力。
尽管是随笔漫谈，却仍能看出作者的理论观点：美的存在可以是抽象的，艺术则必须依附某种具体事物而存在。艺术的存在，形式上与文学、宗教不同，但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本书“自序”中，作者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关联、交融并相互影响的文化现象。然而，中国传统艺术并没有被古代学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因为各个门类的艺术并不具有同等地位，而是等级高低不同，诗文最高，其次是绘画与书法，再次是建筑和雕塑等等。虽然中国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美学》那样统一论述各个门类艺术的著作，但各个门类的艺术在承载自身特殊功能的同时，无不遵循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岁月长河中展示着各自的风采，均达到了辉煌的高度。
书中用相当篇幅论述了器物之美，如史前的彩陶、商周的尊鼎、战国的玉、汉代的炉、隋朝的陶罐、唐代的酒器、宋的水纹瓶、明清的家具，以及其他物件。通常艺术史中常被疏忽的这些领域，却在书中光彩熠熠。
古代器物当中，青铜器的地位格外明显。学会铸造和利用青铜器，意味着历史彻底告别了石器时代，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器的兴盛期处于夏商两代至春秋后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童年”阶段，这样一个阶段，艺术竟然就已经有了如此绚丽的绽放，真是令人惊叹。青铜器物中，很多都是栩栩如生的大象、犀牛造型，且多数出土于北方。很多学者在解读这些艺术品时，都是从造型之美的视角赞不绝口。庄申却使艺术成为历史地理学分析的一个佐证：古代北方水草繁盛、环境良好，有大型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可是伴随人口增多、气候变化等原因，北方生态被破坏，大象只能逐步“南下”。书中列举的“子母象尊”青铜图，两头一大一小的象，形态逼真，憨态可掬。3000年前的匠人们，若未见过真实的大象和犀牛，再灵巧的双手，也无法创造如此精湛的艺术品。
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玉器颇为突出。中国人都知道，玉承载着伦理，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在影视中，常常能见到古代男子佩玉时风度翩翩的模样。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假想，怎样佩玉、佩于身体的哪个部位，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书中给出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些见解，指出：战国时代男子佩玉，不仅仅是一件玉环，而是一整套，分别由璧、珩、冲、牙这四种玉器和一些石球共同组成，组合方式和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但是古人究竟是怎样将玉器串在一起的，仍是未解之谜。
在论述中国传统绘画时，作者探讨更多的也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其文化内蕴。例如，在分析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传世之作《步辇图》时，庄申认为平面的构图中，通过人物疏密关系呈示了“宾主”关系；又指出，朝觐者禄东赞的窄口服饰上有许多圆点环绕小鸟的图案，来自当时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从这些细微之处，就能看出唐朝的开放。再如张萱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画作中谁是虢国夫人，谁又是侍女和保姆，历来争论不休。庄申从画面中的人物体态、表情、发髻、服饰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对“游春”这一流行风俗进行了阐释。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不可能从一幅画中读出如此丰富的信息。
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的新发现，也会产生看待艺术的新视角。经过几千年积累的传统艺术博大精深，任何一本书都不敢妄言对它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全面阐释，这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根源之美》同样只呈现了浩瀚艺术世界的吉光片羽，但它呈现的，是经过作者精心挑选的最美的风景。这本书以开放的格局，从艺术通向文化，从艺术进入生活，散而不乱，彰显了作者对中国艺术理解方式的新颖独到，也映衬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另一种方向。
（《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庄申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27日 2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