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中国常见的长线条花纹
图二：三星堆铜大立人像礼衣上的龙纹
图三：马山战国楚墓出土衣物的图案单元
中国传统服装用过的花纹数不胜数：日月星辰、珍禽瑞兽、花鸟虫鱼、山水人物，图形文字……与中国画的留白思维相反，古代常用花纹往往充满整块布匹，清朝尤甚。这种局面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在古代，花纹越浓密，造价越高，就越能彰显穿着者的身份；其二，古人向往美好生活，满眼花纹会让人获得心灵的满足。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祖先对服装花纹的巧思匠心，不只为了视觉享受，更寄托着丰富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
早期曲线花纹多用绘染绣，汉代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花纹，最常采用的是方型、圆形，或者由长曲线条构成的图形，而很少采用三角形。中国人自古就有天圆地方的观念，这一观念来自古老的哲学，也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比如城池的规划、建筑的造型，甚至钱币的形状。同样，布匹上的花纹，圆形和方形也是主流。
从远古开始，长线条就作为花纹独立存在，比如云纹、雷纹、回纹、黻纹、万字纹等。长曲线条的花纹，是古代蛇类的抽象表达，同时也有长远和长久的美好寓意（图一）。
在古代，织、绘、染、绣都是制作花纹的方法，不同的方式会形成不同的风格。距今约六千年，中国的纺织就开始超越保暖遮羞的单纯需求，发展出艺术表达功能，服装面料上开始出现各种花纹。由于绘、染、绣等方式更加自由，所以早期的曲线花纹多用这三种方式实现。
1986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铜大立人像，通高260.8厘米，人高180厘米，铸造时间在夏商之际。铜像上的龙纹礼衣，用曲线勾勒出生动花纹（图二）。现代专家的观点认为，这些花纹若是描绘了实际情况，真正的衣服应该采用的是刺绣工艺。
1982年1月，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地区发现战国中晚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的马山一号楚墓，出土衣物共30余件。这批文物上所展示的花纹，已经变得相对复杂。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其中一件刺绣的龙凤虎花纹（图三），凤鸟的头上戴着巨大的花冠，并用翅膀或脚压住两条龙和一只虎，构图非常精巧。
图案表达的当然是文化，比如龙凤虎，现代专家认为其与楚地的文化背景有莫大关联。古楚地的图腾虽然有凤、龙、虎、鹿等说法，但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凤图腾一说。《山海经》中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在古代传说中，凤是楚国先祖祝融的化身，因此楚地一直存在强烈的凤鸟崇拜现象。在马山出土的绣品当中，凤的出现明显多于龙，似乎印证了这种崇拜。
以纺织方式呈现曲线花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没有图案，到能织出直线图形，再到能织出曲线花纹，经过了漫长岁月。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汉代，纺织水平出现了一次大飞跃，不但曲线花纹，甚至文字也开始出现在织品当中。
目前出土了很多织有文字的汉代织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一块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的蜀锦护臂，它后来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这块织锦方寸虽小，内涵却极丰富。其花纹由赤黄绿蓝白5种颜色构成，包含有日月、祥云、牝牡珍禽、虎纹兽、独角兽、茱萸花等形象，而最令人惊异的是上面的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指的是岁星（金星）、荧惑星（火星）、填星（土星）、太白星（金星）和辰星（水星）。司马迁在《史记·天宫书》中讲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五星齐聚于东方的时候，利于中国出兵。
说来也巧，在刘邦攻入秦都咸阳的第二年五月，确实出现过一次五大行星会聚的天象。这一现象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将汉王朝的兴盛与五星聚会的天象联系到一起，于是“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也就成为汉代社会带有神秘色彩的思想信念，当然其中也蕴含着祖先强烈而美好的愿望。
纺织奇迹《璇玑图》，创新品牌“陵阳公样”
通过纺织实现汉字的结构和笔画，在汉代还只是开始，接下来，就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候。
南北朝时期，有一位才女名叫苏蕙，字若兰，生于官宦家庭。她“智识精明，仪容秀丽，谦默自守，不求显扬”（武则天《织锦回文记》），16岁的时候嫁给了窦滔。窦滔是前秦皇帝苻坚的名臣，人很帅，能文能武，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并且都做出了政绩。然而，在他从政过程中曾经摊上一件事情，被苻坚贬到敦煌。这期间，窦滔与苏若兰分居两地，不通音讯。时间一长，苏若兰受不了孤苦伶仃的生活，于是以她特有的方式抛出了橄榄枝——成就了古代的一个纺织奇迹。
苏若兰的方法是，织了一块8寸见方的锦，由29行、29列一共841个文字构成。东晋时期的8寸相当于现在的20厘米，把29个汉字铺开，再留边缝和字缝，每个字的长宽只有0.5厘米左右。那时的汉字又是繁体字，笔画又多又密，要织得每一笔都清晰可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苏若兰织就的这841个字“纵横反复，皆为文章。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名《璇玑图》”（武则天《织锦回文记》）。苏若兰自称织进去了200多首诗，经后人研究，到目前为止宣称已经发现其中蕴含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诗，共计7958首。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非专业研究者很难求证。窦滔手捧这件绝品，内心的感动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两人重归于好，还更加恩爱。
汉代及以前的花纹虽然已经很发达，但构图大多相当于按行复制，同一行中的单元区分并不明显，要仔细端详才能得到线索。汉代以后，布匹上的花纹逐渐向团形演变，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引进借鉴再创新的过程。
从三国开始，中国陷入长期混乱，五胡乱华，力者为王。多民族逐鹿中原的同时，多种文化碰撞融合。从汉代打通的丝绸之路，在向外输出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宗教、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商品传入中国。
由波斯传入中国的花纹，在构图上最具特点的就是联珠团窠花纹，简称联珠纹。这种花纹是由多粒小珠围成圆形边界，再把动物或花卉安排在圆圈之内。联珠纹蕴含着复杂的宗教意义，与波斯古老的星相意识有关。中国人虽然缺乏对波斯国教的热情，但不介意用异域风情来丰富丝绸的视觉之美。而在几百年的引进和借鉴之后，便有了精彩的创新之作——陵阳公样。
陵阳公名叫窦师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表兄弟，也是唐朝官员，担任过益州大行台，相当蜀地的军政一把手。但他名留青史，不是因为在政治或军事上的表现突出，而是得益于他的绘画艺术特长。窦师纶在担任大行台期间，为蜀锦设计花纹。按照唐朝画家张彦远的说法，“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由于窦师纶被封为陵阳公，他设计的花纹就被称为陵阳公样。现代学者根据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认为最典型的陵阳公样，是由花环构成团窠，团窠内布置珍禽瑞兽和花草，并且有一部分珍禽瑞兽会成对出现。
四川在历史上丝绸业非常发达，尤其是从三国到宋初的近千年之间，一直都是全国织锦中心。陵阳公样融合了异域风情，并且章彩奇丽，广为消费者喜爱，流行数百年之久。可以说，陵阳公样作为唐代著名花纹品牌，唐代蜀锦之所以能独领风骚，自然有很多是陵阳公样的功劳。
花纹上的政治：武则天赐绣袍，明清扬弃为“补服”
对服装花纹的发展，苏若兰和窦师纶当然不是终点，武则天就对苏若兰的回文有所继承，也在陵阳公样的基础上作出创新。
天授二年二月，也就是公元691年春天，武则天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她对大臣们进行了一轮赏赐。经过前一年的残酷斗争，各方势力基本摆平，局面开始稳定。这个时候已经看清谁更忠诚，谁有功劳，所以就有了赏赐的必要性。
武则天是女人，有女人的思维，这次赏赐的是绣袍。在武则天之前，也曾有帝王用布匹或者锦袍奖励部下，但武则天的不同之处在于，赏赐的是绣袍——刺绣更为灵活，可以在袍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是8个字的回文，表达的是其政治主张和对大臣的勉励。
到下一年，武则天决定再行赏赐。这次赏赐的是新上任的都督和刺史，显然都是武则天新提拔的，对他们的期望更大。而这次绣制的内容也有所增加：首先绣一座山，然后绕山再绣16字回文“德政唯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虽然这16个字没达到《璇玑图》多种读法皆可成诗的水平，但以此表示对部下的鼓励、称颂、警示或期望，对笼络人心、密切君臣关系、教育臣民效忠君王、巩固封建统治，还是具有很大的意义。
公元694年，武则天再次决定赏赐所有三品以上文武官员。首先，绣袍上的文字，字数多少、文字内容，每个人都不一样，相当于进入了个性定制模式。比如著名神探狄仁杰，也是深得武则天欣赏的大臣，据《能改斋漫录》里提到，武则天也给他赏赐过绣袍，绣袍上绣的是“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
其次，这次赏赐的绣袍不仅文字不同，连图案也不一样。比如，诸王是盘龙和鹿，宰相是凤池，尚书是对雁，左右将军是对麒麟，左右武卫是对虎，左右监门卫则与古代建筑的大门设计相通，用的是对狮子，其他职位也都是用了成对的珍禽瑞兽。
这意味着，武则天在服装等级制方面作了创新。此前的等级，主要通过章纹的数量、銙带的銙数，或者服装颜色进行区分。而十二章纹严格来说，只是少数人在少数场合的穿着，所以唐朝或之前官员的服装，虽然有品色的不同，但身上并没有花纹出现。所以说，武则天的设计是一种创新。
不过，只是用这样的绣袍赏赐群臣，并没有将其纳入日常活动和穿着规范，所以这种创新在唐朝只是一段插曲。到了明清之际，这种创意的优点被人发现，因此大行其道，演变成了官员的补服。
首先，武则天的创意对尚书和左右将军有了简单区分，尚书用凤池，左右将军用麒麟。沿着这种思路，有了明清时文官穿禽、武官穿兽的总体分别。其次，个性定制毕竟不适合大规模制作，所以武则天的做法在明清得到了扬弃。具体做法是把按等级设计的禽兽花纹先行绣制在尺寸相同的面料上做成补子，待有赐封之时，只要发标准化的补子，再由官员自行缝补在衣服的前胸后背即可，节省了官服制作的时间。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