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画家,用如此态度对待尚未露头角的小辈,着实让人吃惊。一幅山水扇页的巨大魅力背后是什么?
没有记载那扇面的具体情况,文字渲染王鉴的欢喜情状,一定是他和那位作画的后生有着某些,或者说是有着全面的审美契合。王鉴长时间地,不断地欣赏王翚的扇页,未必是画面的因素,多半是琢磨王翚的前景,琢磨他是否可造之材。王鉴确实有眼力,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判断,他觉得他的审美理想,可以在王翚身上实现。
那么,二十岁的年轻画家,有什么能让王鉴动心的呢?如果当时王翚的画作,有此后二十年那样的水平,让王鉴动心不足为奇。历来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或许真认为二十岁的王翚那小小的山水扇页已臻化境了?
平心而论,二十岁的王翚,已具非凡的仿古功力了。彼时他至少有十年的画龄,而这十年与之朝夕相处的便是古画。其实,在传统画作里打基础,是天经地义的,好比学写文章,除了熟读古文,不存在第二条路径。中国古代文人没有不饱读诗书的。而中国古代画家,也没有不从古画中脱颖的。王翚的学画,可能未曾想到过日后的辉煌。他家三代善画,都平庸无奇,他继承家业,期望在仿古上有所作为。他拜乡先辈张珂为师,便是处于仿古的意愿。
仿古,使人真伪难辨,当时的仿古确切地说是造古高手,有能力乱真。王翚凭着十年的仿古功力,乱真不会成问题。问题是王翚在乱真之外,还有着对绘画、对山水画天才般的认知,他一定在仿古中理解了传统,理解了笔墨以及笔墨造型的精髓。所以,也一定不会刻意求似,刻意乱真。乱真是在作伪,作伪就必须掩盖自己。古往今来,凡是天才,凡是成就卓著的大画家,无一会掩盖自己,相反,自己的成分越多,则越优秀。
二十岁的王翚已经开始以仿古的功力即从仿古中得到的笔墨造诣,来作画了。那幅山水扇页,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了。正合了王鉴的意。
王鉴还有王时敏,都是董其昌麾下的大将,与董其昌同扛“古意”的大旗。董其昌认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视师古为手段的论断,很是明确,甚至把师造化放在师古人的迭进层面,崇古而不泥古。董其昌大规模地仿古行为,前无古人。可与元代赵孟頫并驾。如果说赵孟頫的“复古”,是要“托古改制”志在创新的话,那么,董其昌的“师古”,则在守成,守住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于“守”中求“进”,所以,董其昌在文字上梳理古代绘画,在笔墨实践中,以仿古为名,梳理古风古法,为普及古代绘画经典,不厌其烦地作示范。
董其昌作画萧疏雅淡,虽然合了倪瓒“逸笔草草”的审美规范,但他何尝不想有高超的写实手法,他赞赏米家山水,却不去学它,原因是容易使笔墨轻率,开护短门径。王时敏、王鉴都是董其昌路线的忠实实践者,王时敏有着董其昌的清逸气,在笔墨的复杂性上胜董其昌一筹,王鉴似乎又胜王时敏一筹。因此,他们共同的审美理想是:既要有浓重的元代文人格调,又不能丢弃宋代的写实情怀。年轻的王翚正合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