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画家，用如此态度对待尚未露头角的小辈，着实让人吃惊。一幅山水扇页的巨大魅力背后是什么？
没有记载那扇面的具体情况，文字渲染王鉴的欢喜情状，一定是他和那位作画的后生有着某些，或者说是有着全面的审美契合。王鉴长时间地，不断地欣赏王翚的扇页，未必是画面的因素，多半是琢磨王翚的前景，琢磨他是否可造之材。王鉴确实有眼力，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判断，他觉得他的审美理想，可以在王翚身上实现。
那么，二十岁的年轻画家，有什么能让王鉴动心的呢？如果当时王翚的画作，有此后二十年那样的水平，让王鉴动心不足为奇。历来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或许真认为二十岁的王翚那小小的山水扇页已臻化境了？
平心而论，二十岁的王翚，已具非凡的仿古功力了。彼时他至少有十年的画龄，而这十年与之朝夕相处的便是古画。其实，在传统画作里打基础，是天经地义的，好比学写文章，除了熟读古文，不存在第二条路径。中国古代文人没有不饱读诗书的。而中国古代画家，也没有不从古画中脱颖的。王翚的学画，可能未曾想到过日后的辉煌。他家三代善画，都平庸无奇，他继承家业，期望在仿古上有所作为。他拜乡先辈张珂为师，便是处于仿古的意愿。
仿古，使人真伪难辨，当时的仿古确切地说是造古高手，有能力乱真。王翚凭着十年的仿古功力，乱真不会成问题。问题是王翚在乱真之外，还有着对绘画、对山水画天才般的认知，他一定在仿古中理解了传统，理解了笔墨以及笔墨造型的精髓。所以，也一定不会刻意求似，刻意乱真。乱真是在作伪，作伪就必须掩盖自己。古往今来，凡是天才，凡是成就卓著的大画家，无一会掩盖自己，相反，自己的成分越多，则越优秀。
二十岁的王翚已经开始以仿古的功力即从仿古中得到的笔墨造诣，来作画了。那幅山水扇页，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了。正合了王鉴的意。
王鉴还有王时敏，都是董其昌麾下的大将，与董其昌同扛“古意”的大旗。董其昌认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视师古为手段的论断，很是明确，甚至把师造化放在师古人的迭进层面，崇古而不泥古。董其昌大规模地仿古行为，前无古人。可与元代赵孟頫并驾。如果说赵孟頫的“复古”，是要“托古改制”志在创新的话，那么，董其昌的“师古”，则在守成，守住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于“守”中求“进”，所以，董其昌在文字上梳理古代绘画，在笔墨实践中，以仿古为名，梳理古风古法，为普及古代绘画经典，不厌其烦地作示范。
董其昌作画萧疏雅淡，虽然合了倪瓒“逸笔草草”的审美规范，但他何尝不想有高超的写实手法，他赞赏米家山水，却不去学它，原因是容易使笔墨轻率，开护短门径。王时敏、王鉴都是董其昌路线的忠实实践者，王时敏有着董其昌的清逸气，在笔墨的复杂性上胜董其昌一筹，王鉴似乎又胜王时敏一筹。因此，他们共同的审美理想是：既要有浓重的元代文人格调，又不能丢弃宋代的写实情怀。年轻的王翚正合其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