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摩尔作品《西班牙囚犯》（1939年）。图片来源：由亨利·摩尔基金会授权翻印
本次展览表明，当时的艺术家和激进分子们已经看到了被英国政治体制所忽略的真理。英国艺术家们自告奋勇前往西班牙参加斗争。瓦内萨·贝尔（Vanessa Bell）的儿子朱利安（Julian）就在那里牺牲。其他艺术家则通过艺术作品来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从亨利·摩尔（Henry Moore）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西班牙囚犯》（Spanish Prisoner），到约翰·班廷（John Banting）对虚伪教士（一面为统治阶级做帮凶，一面为死者祈祷）的辛辣讽刺作品，不一而足。
展品还包括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使用的海报和旗帜等文物。那么西班牙内战给英国艺术界带来多大的启发呢？在毕加索巨大的艺术造诣面前，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尴尬的是，这次展览中的“最佳英国画作”是爱德华·巴拉（Edward Burra）和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的作品，而这二位都对佛朗哥的遭遇表示同情。巴拉的作品《看守》（The Watcher），采用了与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相似的画风，创作了大地走向疯狂的怪诞景象。战争的悲剧超越了艺术家们的政治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