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月前，我与妻子萨布丽娜（Sabrina）前往芝加哥看望她妹妹索菲娅（Sophia）新出生的孩子迪芬娜（Delfina）。在西北纪念医院（Northwestern Memorial Hospital）一间产房内，岳母紧紧抱着“宝贝儿迪芬娜”，用她浓重的布朗克斯口音大声说：“这孩子长得像她爸爸马蒂（Marty）”。
“你为什么觉得她长得像父亲呢”，萨布丽娜问道。“就因为她头顶光秃秃，肚子圆鼓鼓么？”
“她的嘴长得跟你一样，索菲娅”，萨布丽娜说道。“眼睛长得和她爸爸一样，”我则说道。
就是这趟芝加哥之行，让我萌生出一种不切实际的渴望——渴望与萨布丽娜有一个爱的结晶。那些直人们有些事情真让我嫉妒，这是其中之一。
讽刺的是，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妻子和孩子”。我之前不是那种有抱负的同性恋，要争取结婚权利，与异性恋平等的地位。我喜欢自己的方式，就像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说，同性恋是我们还没有透彻理解的事物。它是一种变化莫测的文化空白，新生事物正在萌芽，旧有事物亟待重新认识。目前，重要的是要避免同性恋继续受社会旧有观念排斥。
然而，当我生命中初恋降临的时候，突然间，我之前极力反对的东西——有时是刻意的，如叛逆的少年一样——都开始慢慢能够接受了，因为我不能忍受失去萨布丽娜的感觉。如果这意味着要如她所愿地与她结婚，我会说“我愿意!”。如果这意味着要和她在布鲁克林买套房子，我会拿出我的积蓄。如果她想和我要个孩子，那再好不过了！
不过，在见到我美丽的外甥女儿之前，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匿名精子捐献者的现实问题。迪芬娜让我产生出一种可望不可求的欲望：就是我通过孕育生命来证明我对萨布丽娜的爱，我俩生个孩子来记录我与拉布丽娜之间的爱。
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俩同时想到，如果让我哥捐精的话，那么就能组成一个血缘上亲密的家庭。我哥尼克同意此事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他已经42岁了，刚刚离婚，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而且他的身份是一名共和党警官。但是，这个想法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试图说服自己，他有可能同意这件事。
随后我拨通了我哥在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市家里的电话。我一开始东拉西扯，最后才鼓足勇气跟他提这个难以启齿的请求。
“你知道的，我和萨布丽娜正在寻求一位捐精者。”
“嗯。”
“但是，当我们看到匿名捐精者的档案时，我们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对。”
“而且我们也不愿意接受一名男同捐精。”
“呃......”
“我们都觉得可以建立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前提是你愿意捐精给萨布丽娜。”
我语速不快，请求亲哥为伴侣捐精简直就像是乱伦一样。电话那头的他可能深有同感，因为他很长时间没说话。
“好吧，我非常爱你们，也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不过是想要一个孩子，当然我很愿意帮你们，可是我七年前做了结扎手术……我不想再做一次手术了，但我记得医生说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能够提取精子。容我再查一查。”
过了一会，我收到他发过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链接到一篇介绍各种精子提取技术的文章。
在把这件事情通知妈妈之前，我和萨布丽娜想要确定一下，这种技术是否适宜我们——无论是从医学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因此，我们拨通了圣地亚哥的一位输卵管结扎专家的电话。
“你丈夫要不要安排个时间，跟我面谈一下？” 她问道。
“哦，他不是我丈夫。” 我说。
“伴侣吗？” 她大胆得说。
“啊，不，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
在我解释完之后，在长久且尴尬的停顿中，我能感受到对方那种不快。我想在她脑海里一定浮现出很多问题，就像电视机屏幕底部的大写字幕一样：“如此说来，你哥会同时是孩子父亲和叔叔？” “你哥给你妻子捐精，这是乱伦的事情啊。” “将来，你哥怎么向他的两个儿子解释这件事？这是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还是他们的表兄弟？” “等等，将来你是孩子的妈妈还是姑姑？”
但实际上她问的是：“你打算用一位捐精者的精子生育多个孩子吗？”
“我们希望冷藏足够的精子，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寻找其他捐精者了。” 我说道。
“为将来生育儿女而提取足够多的成熟精子，需要采取附睾取精术，简称MESA。” 她解释道。“这是一项从睾丸中提取精子的技术。仅这项手术就要花费大约11000美元。把精子运送到纽约冷藏还需要额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