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距离这本书的出版仅仅过去了14年，却已很难想象会有人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无处不在。在青少年钟爱的轻博客网站汤博乐（Tumblr）上，美国政治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名言屡被转发；民主党竞选策略和主流流行文化的背后，也都可见女权主义的身影。谷歌趋势显示，2014年女权主义定义的搜索量是2013年的五倍。
然而，由于对女权主义者的定义认识不清，那些理应被视为女权主义反对者的人也自称女权主义者，并得到公众认可。比如，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曾为“玩家门”（GamerGate）中的厌女者辩护，却自称“就事论事的女权主义者”（factual feminist）；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最近声称女权主义者在“人身诽谤”（the vilification of individuals）上做得过火，但也是她建议女权主义者应该反对变性者的存在；甚至连主张否定妇女生育权利、削减未成年母亲庇护所资金支持的萨拉·佩林（Sarah Palin），也自称为“女权主义者”。
当然，萨拉·佩林并不是第一个一边坚决表达反女性观点，一边又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主流女权主义本身就有着传奇的历史，它对同性恋、跨性别恋和种族主义保持警戒距离，不幸的是，现在也是如此。一直以来，这也让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真正意义变得复杂难解。
《新共和周刊》（ The New Republic）资深编辑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向我解释道，分辨谁是或不是女权主义者几乎不可能。
“因为既没有控制体系又没有管理标准，无法将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吸纳进来，也无法将伪女权主义者排除在外。这个词只是一个术语而已，一向用来描述那些备受争议、不和谐且内部有严重分歧的运动。”
没错，“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可以是一个标签，一种实践，或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不过，也许践行女权主义比分辨谁是女权主义者更为重要。毕竟确定一个人真正立场的标准是行动，而非话语。做了什么才重要。
如果不加任何限定就能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个词将变得毫无意义。干脆这么问：你能成为反堕胎的女权主义者吗？不能。能成为共和党女权主义者吗？也不太可能。那你是那种把有色人种妇女、女同性恋、女变性人和女残疾人都排除在女权主义范畴之外的女权主义者吗？引用女权主义者弗拉维娅・卓丹（ Flavia Dzodan）的一段话——“我认为女权主义必须是多元的，否则就是胡说八道！”，而我对胡说八道没有任何兴趣。
女权主义是一场追求性别正义的运动，是为所有女性追求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平等的运动。这场运动让人们认识到女性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女性遭受压迫的多样性。若非如此，女权主义也就没有意义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探索并自称女权主义者，对此我感到很振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如今“女权主义者”一词充斥着流行文化，所有人都标榜自己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并不能保证女权主义运动取得实质进展。
一个词并不足以成就一场运动，但行动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