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撒旦就是我的宿命
第一次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从历史不存在处，聊到时间不存在处。笑语晏晏，录音笔忠实地走着。然而回家一看，一向靠谱的录音笔诡异的空无一物。就好像他不该说，我不该听。唯有记忆能证明这场对话真实存在过。
“我有点儿迷信，没有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人说，就像做饭一样。”做到一半的饭菜揭了锅盖，就走气儿了。但他如何能忍得住那些写到high处的得意，不说不说，还是说了。理想中写到三、四十万字的长篇，现在已经写了二十三万字。“出版不出版，在哪里出版，都无所谓，在我死前端出来就行。”
他现在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早起，早睡，越来越像一只猫。猫睡，他跟着睡；猫起，他跟着起；猫打个哈欠，他也困意袭来，要白日盹过去。
他与时俱进地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说话。微信头像是他的爱猫多多，一只始终带着童稚萌的美短折耳，那张猫脸上的五官和表情，怎么说好呢？仿佛这猫也是王朔亲生的。
王朔在人类世界的女儿，当然，大名小名，都叫咪咪。在他正在写作的史前小说里，戏仿少典部落“有熊氏”，有一族人叫“有猫氏”。
他走路也像一只猫，夹着，肩膀端起来，脚头落得很轻，悄没声息。他说，这是从小在部队大院生活的结果，长期集体群居，个体都恨不得把自己闭合收缩起来，不打扰别人不是最高标准，而是为人的最低标准。在这个单身汉别墅里晃荡的每个活物都是一出默剧：两只猫以幽灵和梦游者的方式间或闪过，电视里上演着狗血剧情，但是音量被主人无情地掐掉了，男女主角激动的面部表情配合着嘴唇无声地一张一翕，像两条鱼在努力传情达意。据说这是他长期以来习惯的看电视方式。窗外天气阴冷，寥无一人，空气里的凝固感，让人错觉瞬间就会有雪花落下。老王望着雾蒙蒙的窗外，什么霾不霾的胡咧咧，这就是他在美国时朝思暮想的“北京灰”啊！
在他的工作间里，有一张形制仿佛供桌一样的长条高几，上面散放着十来本旧书，都是最近在看的，从那些发黄的页码来看，应该是他写史前小说的参考典籍。打开在正看到的地方，扣着，这样方便随时取阅。他用这些东西供养自己。
另一种供养更加随意，他是自己的饲养员，每天做自己的一日三餐，把自己喂饱。他受不了动用保姆，因为不能容忍家里有个生人走动。拘束，别扭，“你还得跟他客气”。曾经用过一个，转过月就自动不来了。
标准的宅男生活不难想象，况且这还是一枚拒绝网购和拒绝接收快递的老式宅男。好在部队待过的人怎么都不至于喂养不了自己。他一个月去一次超市，买回一堆东西，挨个吃，从最新鲜易腐的蔬菜开始吃起，直吃到月度将尽，家里什么也不剩了，以打卤面收场。
起得早，于是早饭吃得精，自己给自己烙一张批萨大饼，多搁cheese以增营养。部队大院长大的人有一种固执的味觉记忆，最好吃的就是食堂大锅菜。那种带着汁水、不用精煸细炒、只需投锅熬制的，王朔的菜系就是这一路。所谓“食不重味”，即一天只烧一个菜，一个菜里只搁一样东西。这种吃法直接导致频繁口腔溃疡，需要维生素救场。
墙上挂着他自己的手写体：不受福德。这四个字，是他的自省真经。
《金刚经》有云：“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甚多。”凡有不平之执，妄我之嗔，瞅一眼这块匾，便高兴了，拖着京白：“哥哥我——不受福德！”
他觉得自己写不来大字，这四个字用小小的纸写了，再去复制放大，裱制装框，伪装成书法作品。笔触太细，放大了还是清瘦，反倒出了禅意，像某个法师晚年手抖时的拙朴笔迹。满屋子挂的都是这种随性收藏，收藏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出自名家或者价值昂贵，而是跟自己的生活与情感紧密勾连——这也是他写作的标准——宫崎骏动画片《魔女宅急便》的投影翻拍、梁左女儿梁猫猫画的斑斓大猫、王咪青春期的放大照片、北京城全息影像图……有人送来一幅新出炉的画作，画的是41岁时精瘦瘦的佛陀，正在幻中入定，他随手便挂在台灯上，黄色暖光穿透画布，成了新的装置艺术。
“你仔细去看宗教典籍里都有药的记载，比如佛教里的蔓陀罗花。服药之人绝不可能是胖子。”第一次看到释氏弟子手绘的师尊之相，他差点流泪。
写作，在规律的时候，一天能写电脑一整屏。数一数，也就五百字。五百字要写好也不容易。电脑打字修改起来太方便了，总是边写边改，一度还添了个毛病，但凡用词，要把所有的同义词近义词全部列出来，反复揣摩、替换。炼字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强迫症。推敲许久，择一填之，过了几天回头看看，还不如第一次凭直觉使用的那词，于是再改回去，战线因此被拉得更加漫长。
写高兴了，各种顺手，直写得杂花生树万物生长，故事飞起来了，野草一样疯狂自行蔓延，老王不过是被附体了一支笔。但另外一些时候，他只能算是在电脑前“爬着，一点一点地朝前努哒”。
他已经宅了很多年。偶有邀约，总是还没出门就开始后悔。尤怕出席活动，每次拒绝朋友邀约，都是一场艰难的心理战。先是不好意思说不，胡乱漫应着，事到临头，抓挠各种借口，推脱不去。几年前洪晃在三里屯太古里的“薄荷糯米葱”开业，请他出席，一个隐匿的原由脱口而出：“不去，我有童年创伤。”
小时候因为淘气，众目睽睽下挨批，没的盖脸，嬉皮笑脸耍贫，假装不在乎。“我作的检讨，把女生都逗笑了！”
批斗会的反义词是“讲用会”，英雄事迹，好人好事，高大全，伟光正，听起来全透着假。长大之后，遇到人多的场合，从生理到心理，全是抵触，总觉得如上台示众、当堂罚站，无非是批斗会或者讲用会的翻版。
童年创伤论一出，他从此在朋友中获得了应酬豁免权。“你都创伤了！谁还好意思勉强你？”
别人的场子还可以只出席不发声，等到自家主场，聚光灯躲无可躲，想想就怵，干脆，他连独生女儿王咪的婚礼都没有出席。于是冯小刚赵宝刚陈丹青代表娘家人上台致辞，陈丹青说，“我知道王朔今天为什么不来，他没有勇气站在这里，他喽不住。”
婚前两家人正式见面，也亏着朋友伙同，才对付过去。彼时朱新建已在病榻之上，话不太能说，酒也断然喝不得。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只好狠命抽烟。
大伙儿都觉得这对亲家结的多么合适，一个文，一个画，文化态度又相似，落拓嬉笑，放浪形骸，一通乱拳，把主流消解得七零八落。一双小儿女的经历也相仿，都是打小跟着妈妈在国外长大，留荒唐老爹一个人可劲儿折腾。王朔乐了，“我觉得我就算够乱七八糟的了，结果跟朱新建一比，显得我特别的正常！”
他那神神秘秘捂着的新作，也只有偶尔在电脑上给女婿朱砂看一段，这是种莫大的信任。
四年前，从《非诚勿扰2》开始，作为编剧的王朔开始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但是作为作家的王朔还需要等一等。
更早的2007年前后，王朔密集地出版了几本书，《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现在去书店寻找这些书，会被告知无货。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曾经这个名字以横扫之势，长期雄踞在电影、电视、以及书店的书架之上。80后、90后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寻找自己的文化偶像时，王大爷正在三里屯的某个酒吧里夜夜两眼发直，兀自大着。
阶段性浮出水面，然后阶段性消失，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他特别崇拜法国一哥们儿，年轻时是特有名的作家，然后突然消失了20年，后来法国文坛出来一新秀，大伙儿一去采访，发现还是他！
出于虚荣他也想象过自己也要这样干一把，出于另一种虚荣他又放弃了。多年来顶着“厚颜无耻”招牌的这个人，其实脸皮薄到极点。他曾经写过一年的博客，后来主动终止了这种消耗性的网络写作。“感觉自己空掉了。”
在某次小说再版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世纪之交，王朔陷入系统性的崩盘，“哭都哭了好几年”。梁左、他爸、他哥都在那个时候相继去世，“哐哐哐连着来，感觉一星期就死一人儿一星期就死一人儿。”虽然他长期以来跟父亲关系不好，也一直对高压的父权抱着反抗情绪，可父亲走了，他还是感到“上面连着的那条根断了。”
死亡是一种排队，每个人迟早轮到一次。他的同龄人已经排在了里头，挚友亲朋，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没了。对死的恐惧，对生的怀疑，他像个溺水之人到处乱抓，但酒精、麻醉、幻像、佛经、圣经、道德经、中学物理课本都统统救不了他。
泪窝子特别浅的那几年，他生出一个幻觉，觉得自己突然特别理解女的，几辈子都是女的。他像《红楼梦》(旧版新版)里的贾宝玉那样，相信女性是更纯粹、更性灵的物种。在这种幻觉的支配下，他心软得一塌糊涂，眼泪掉得一塌糊涂，“见不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受一点委屈，觉得全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有关，而且我不但见到了这些苦难，我还是所有苦难的作恶者。”
他终于熬过来了，带着劫后余生般的了悟，也渐渐恢复了事功。《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态度，代替了贫嘴的爱情，《私人订制》则是新时代版的3T公司。新近出炉的两部电影又跟王朔有关：一部是圣诞节档期，姜文的《一步之遥》；另一部是情人节档期，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与姜文合作过的编剧都要忍受创造力被导演榨到极限的痛苦，且姜文强烈的个人气息如硬盘格式化一般，消弭了所有编剧的风格。(跟徐静蕾合作是另一种语境错位，电影里90后小鲜肉的爱情，已经不是老王的主场了。
关于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众评价体系和在朋友评价体系里的他，是两个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挟，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头狠，到处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也有人骂回来。王朔说，我其实乐意别人挤兑我，只要你说的有意思。他对赞美的耐受点很低，比起骂不到点子上，夸不到点子上更让他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