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八年来首次开聊：是徐静蕾在帮我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微博)，标题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挤兑得够一呛，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读者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是王朔自个儿写的。
“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说我调侃你一句我自己没事想溜过去，我一定给自己也找补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但是身边人的评价很重要，就像少年时漫天淘气，老师怎么批评都没关系，不能被身边的伙伴否定。
“我小的时候认为，总有那么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纯洁、高尚、正确，我先以为解放军是这样的人、教师是这样的人；后来以为作家是这样的人，或者搞文艺创作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好不容易要挤进那个圈子，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结果发现哪里的人都一样，哪个圈子也不比另一个圈子高尚多少。”这是王朔式的幻灭。
理解王朔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到他的童年去寻找线索。陈丹青说，那么多写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动物凶猛》以及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种气息。钟阿城说，《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种清理，《看上去很美》把这种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枪枪式的童年，就是试图混进主流却一直被拒绝最后干脆顽劣到底，放大一点来说，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线。他曾有一种大院子弟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小学一年级之前，王朔一心想成为好学生，那时他聪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点，满可以成为老师的宠儿。到了二年级，咣当！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时候被冻住，然后无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童年的审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欢的女孩永远是单纯、干净、带着书卷气息的优等生，没有发育的体态，仿佛是个孩子。
看起来他还将随身携带着这种偏好，直奔暮年而去，“这种口味搁现在变成恋童了。”朋友们已经认不出他十八岁时的照片，镜子里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还跟十八岁时一样，浑不知老之将至。
在他的《我看王朔》里，他像抖包袱一样，坦白了自己的师承。在文学上是雷马克、海明威、约瑟夫·海勒，在电影上是《美国往事》、《夏日恋情》。然后，为了自嘲，他拉长了这一名单，又添了许多朋友：梁左、冯小刚、姜文、李晓明、叶大鹰……
语言上的师承也其来有自。“我的京味儿跟老舍不一样，老舍是旗人，讲的是官话，官话讲究文雅。我的语言来自北京朝阳门城墙根下听来的北京市井土话。”部队大院儿里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并没有说“京片子”的人，当他听到纯正京腔的时候简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极其生动，野气扑人。
他自知不擅描写，最大的特长就是对话，及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从没觉得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能力、是一种才华，也不觉得可以靠这个谋生，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活着的作家，没有一些人在写作，书都是死人写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长达十年的文化断档，处处都是空白点。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几百年才有一个。在他心目中，中国配称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个，高过李白；李白算一个；杜甫算半个，主要拼勤奋，低于李白；然后《红楼梦》的曹雪芹当然要算一个。
用一只手就数完了。
在万人空巷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渴望》之后，大众以为王朔已经跻身“主流”，连王朔自己都产生了同样的错觉。但很快，事实不露痕迹地教育了他。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曾经是个“痞子”，也将永远是个“痞子”。当时他的好友郑小龙是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猛招人，冯小刚赵宝刚都是那时候被办进去的，一跻成为“公家人”，只有王朔始终被档在门外。他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97年“清理精神污染”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查被毙。王朔因此掷下笔，去了美国。
“痞子文学”这枚标签深深触怒过王朔，“合着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说我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从“知天命”到“耳顺”之间的老王，开始懂得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