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人和男人都深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困扰。 A 级男人找 B 级女人的逻辑使得那些 A 级女人，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通常在寻找伴侣方面遇到不小的困难。中国教育部也加入了“歧视女性”阵营，把超过 27 岁的未婚女性认定为“剩女”。年近三十的未婚女性一方面遭受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挑剔”、“变态”、“不值钱”。然而在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而带来的后果中，找对象困难只是其中之一。它也导致了中国年轻一代女性无法过上充实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比如说，周国平的话就代表了中国流行的“男性视角”还有不可理喻的审美标准，这也导致了最近整形手术的兴起，也是越来越多女性患上饮食障碍的原因。
女性在挖掘自身职业潜力上也顾忌颇多。在一个不欣赏女性智慧的社会中，女博士被认定为“第三种性别，”年轻的中国女性害怕变成剩女，害怕成功的事业会耽误寻找伴侣，这也毋需大惊小怪了。即使一个中国女性无惧婚姻规则的羁绊，荒谬的根深蒂固的歧视观念也会使她在大学入学或求职时无法公平竞争。
中国社会被追求一种“焦虑的财富”的潮流深深的困扰着，使得数百万单身青年被剥夺了追求浪漫爱情的能力。中国现在的婚姻规则使得许多婚姻变成了一种无爱的性别和财富交换。在婚姻中，妻子负责满足丈夫的性需要和日常需求，丈夫则负责为家庭提供如房子车子之类的物质保障。很讽刺的是，像周国平这样的中国直男在日常生活中放任追求男性特权，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责备中国女性“太现实”，不要有爱的婚姻。一方面，他们厌恶准伴侣的物质要求，另一方面，则无法容忍妻子与自己享有平等的地位。像韩寒和林少华这样具有阳刚之气的大男人是无法容忍拥有一个势均力敌的伴侣的。这些男人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父权社会中他们也一样是输家。除了无爱婚姻，中国男人几乎很难积极地参与到家庭事务和养育子女中来，因为这些都被认为会损害他们的男子气概，而且也由于政策缺陷和结构上的歧视而受到阻碍。比如，中国的女性可以休 98 天的带薪产假，而中国男性则根本没有产假待遇。
然而，受到性别歧视伤害最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中国男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传统思想里对于男孩的偏爱导致了很多人选择流掉女胎。截至目前，已经有大约 4000 万消失的中国女性。甚至中国卫生部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男女比例大约为 118:100 。根据婚姻规则，比较穷的男人找对象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房没车，被认为不是结婚的材料。中国的“光棍”数量在 2050 年将达到 3500-5000 万。性别歧视导致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很荒谬的一种现象：一方面存在不少“剩女“，另一方面，“光棍”的数量则更为惊人。
除了滋生出激发久违男子气概的荷尔蒙经济，中国数百万的光棍也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从东南亚“走私新娘”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正方兴未艾。不断增加的男性人口数量有可能导致有组织的暴力事件和社会动荡。经济学家莲娜·埃德伦德（ Lena Edlund ）指出，男女比例每增加 1% ，暴力和财产犯罪比重就要增加 6% 。现在还在不断增加的 118:100 的男女比例使中国领导人陷入不安，毕竟他们不想看到党的合法性和国家稳定受到破坏。
尽管中国性别歧视带了很多复杂的挑战，但是国内社会对待周国平言论的反应使我们可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近些年来，中国大众中出现了更多的声音，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的讨论和争辩。多亏了他们坚持不懈的在公众和法律层面进行宣传，结构性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中国第一版反家庭暴力法，尽管还不尽完善，已经在 2014 年 11 月正式颁布。各种各样反对周国平言论的女权主义声音也激发了这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性别革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吕频坚定地宣称这场性别革命绝不会是昙花一现，而将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在一个在性别歧视笼罩下的社会，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这场与直男癌作斗争的战役中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乐观主义精神。
关于作者：南希·唐（Nancy Tang），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