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虽然一路大奏凯歌，但除此之外，只有少数措施能让整个同性恋群体平等受惠。
去年春天，在距离大学毕业还有数月的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外出吃披萨。席间，我俩谈了一些其他应届毕业生老生常谈的问题——春假的计划、毕业论文等等。我们还聊起了一个老套的话题——同性恋者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的这位朋友接过我的话，他说自己开学之初和周围的同志颇有共鸣，便以为他们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他继续补充道，“因为我们的中学生活都好比炼狱。”我很同意他的这种看法。但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发现同性恋阵营中的人身份背景各异，诉求愿景也相差甚远。这道鸿沟之大让我不确定用“团体”来形容同志这一群体是否确切。
在历史上，一项事物被世人认知总要经历一段上升过程。同性恋身份亦不例外。在耶鲁大学教授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的《纽约同性恋》（Gay New York）一书中，他解密了同志维权的重要事记——1969年“石墙暴乱”，它催生了同性恋文化、同性恋解放运动，引发了美国LGBT（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群体维权运动。之后，艾滋病出现并迅速肆虐，促使了男同性恋者之间的紧密协作，催生了诸如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Gay Men’s Health Crisis）和艾滋病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等机构。在艾滋病病因尚未查明的年代，由于其常发病于同性恋群体，故又被称作“同性恋者免疫缺陷症”（gay-related immunodeficiency）。
在第一例艾滋病爆发的三十多年后，仍处在发展初期的同性恋阵营（早期同志平权运动联盟）终于达成共识，他们呼吁：让同性恋者融入主流人群、得到平等的法律地位、实现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虽然同志的权益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但有个别同性恋者的诉求有别于同性恋群体的共同需求和利益，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不公的社会挑战。九年前，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曾在他的文章“同性恋文化的灭亡”（The End of Gay Culture）中预言同志圈中的多元化将使得community这个公共符号日渐缺乏典型性，“同性恋文化将会衍生出形形色色的亚文化，而仅靠同性恋文化不会助你进一步了解同性恋者。”虽然对于基数庞大的同性恋群体而言，诉求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同性恋团体不应仅仅着眼于此。时至今日，“团体”一词已经超脱了原本在语义上的意义，它给同性恋群体塑造了一个过时的前提：他们的不同时常意味着他们唯一的共性是作为一名性少数。“团体”一词并不是用以定义一个内在个体欲求（假设存在）并不总是同一的群体的最准确用词。
